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抔灰烬。

８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回东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他们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餐馆，说暂时来不成了。继之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借给我蚊香；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周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只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１０月……”

绿子一言不发，“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下陷，两腮深凹，而且有来历不明的污垢和擦伤，活像刚刚从黑洞穴深处爬出来的。但仔细端详，的确是自家嘴脸无疑。

当时我行走的是山阴海岸。鸟取或兵库的北海岸即在这一带。沿海岸赶路还是轻松的，因为沙滩上肯定找得到惬意的睡眠场所。并且可以捡来被海水冲上岸的木柴升起炊火，从鱼店买来干鱼烤熟来吃。我还打开威士忌，一面谛听涛声一边怀念直子。真是奇怪——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甚至亲耳听到了钉其棺盖的叮当声，然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归九泉这一事实。

她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了。她轻轻地吻我，头发垂落在我的小腹——那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她的温情和喘息，以及一泄而出后无可排遣的感伤。这一切就像５分钟前刚刚发生过一样，仿佛直子就在身边，伸手即可触及她的身体。然而她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只要稍稍开启一点缝隙，它们便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止其突发的攻势。

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扫鸟舍和手拿鸟饵口袋的情景，想起坏了半边的生日蛋糕，想起那天夜里浸湿我衬衣的泪水。是的，那天也是个雨夜。冬日来临，她身穿驼绒大衣在我身旁移动步履。她总是戴一个发卡，总是用手摸它，而且总是用晶莹明澈的眸子凝视我的眼睛。她身披一件蓝色睡衣，在沙发上抱膝而坐，下颏搭在膝头。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这有什么，我不是在这里么？”直子羞涩地笑着说道。她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使我顿感释然，心绪平和如初。于是我这样想道：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死，则死并不坏。“是啊，死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子说，“死单单是死罢了。再说我在这里觉得非常快活。”直子在浊浪轰鸣的间歇里这样告诉我。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剩我一个人在沙滩上。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每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任由浑似汗珠的泪滴不由自主地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给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１６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那些事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条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３０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清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拿起一升装酒瓶，把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劝。临分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蓦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吃下去的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了量，脑袋开始作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去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了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去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色的骨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也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我自己本身负责着那里的管理。

※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上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９点和晚上９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９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待整整８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了一下。

“后天乘新干线去，３点２０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３点２０分去东京站接你。”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夹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好奇地凝望着窗外武藏野的风光。

“相隔８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着她的手：“不怕，您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大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懒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气氛挺有趣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待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样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去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像样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大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了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１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骨，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渐渐拉开。木月照旧１７，直子依然２１，直至永远。

“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浇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蛮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给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暄？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盒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２０分钟，玲子才好歹回来。回来后，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２０多分钟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嚼着饼干问。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脸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然后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下弦，弹起卡尔罗斯·乔宾的《并非终曲》。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外衣下面，穿着一件马德拉斯格子衬衫。

“瞧，这衣服蛮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经她一说，她的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响指，“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草草写了一行：‘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

“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８月１０日前后……”

“信见了。”

“８月２４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２５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我们三人便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顶不住。结果见面一看，我马上一颗心落了地——脸色比预想的显得健康，还笑盈盈地开起玩笑，讲话也较以前有条理多了。而且对自己的新发型很得意，说去了一趟美容院。于是我想若是这样，即使她母亲不在，光和我两人也问题不大。她说：‘玲子姐，我想趁这机会在医院里把过去全部清算一下。’我说是啊，或许那样好。随后我俩到外面散步，这个那个谈了很多，如今后的打算等等。她甚至这样说：要是两人能离开那里一起生活该有多好。”

“和你两人？”

“是的。”玲子微微耸下肩说，“我对她说，我倒无所谓，可渡边君怎么办呢。结果她这样说：‘那人的事我会安排妥当的。’只这么一句。接下去谈了我俩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等等。然后去鸟舍逗鸟玩了一会儿。”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玲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猫早已在她腿上呼呼睡去。

“那孩子一开始就已全部打定主意，所以才那么有精神，才面带笑容，才显得那么健康。肯定是定下决心后，心情变得畅快起来。她开始收拾房里的各种东西，不要的东西放进院子的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写下的笔记簿和信件，统统付诸一炬，甚至连你的信。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烧掉。因为那孩子一直非常珍惜你的信，时常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她回答说：‘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而我也没有深想，以为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说得通的，一般来看。但愿这孩子恢复健康，万事如意，我想。那天的直子也实在可爱得很，真想找你看上一眼。之后，我们像往常那样在食堂吃罢晚饭，进浴池洗澡，打开心爱的上等葡萄酒，两人喝着。我抱起吉他，照例弹甲壳虫，弹《挪威的森林》，弹《米歇尔》，都是那孩子喜欢的。我们觉得相当开心，熄掉灯，适当脱去衣服，上床躺下。那是个闷热得要命的夜晚，打开窗户也几乎没一丝风进来。外面漆黑一团，如同给墨汁涂得没留一点空白。虫声听起来格外响。连房间里都充满扑鼻的夏草气息。这时直子突然提起你，提你同她做爱的事，而且说得极其详细。如何被你脱去衣服，如何被你触摸，自己如何湿润，如何被侵人，如何妙不可言——说得非常具体。于是我按捺不住，问她为什么到今天才提起这话。因为以前那孩子对做爱从来都是三言两语地一带而过。诚然，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我们也坦率地谈到做爱，但那孩子死活不肯详谈，说不好意思。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地谈得滔滔不绝，连我也不免吃惊。

“‘只是有点想一吐为快。’直子说，‘要是您不大想听，不说也可以的。’”

“‘哪里。肚里有话要说，那就痛痛快快说彻底才好。我来听。’”我说。

“‘玲子姐，那实在是太妙了，整个脑袋都像要融化似的。真想就那样在他怀抱里一生都干那事。真这么想的。’”

“‘既然妙到那个程度，那就和渡边君一起生活，每天都干不就得了？’”我说。

“‘可是不行呀，玲子姐。’直子继续道，‘这我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中只有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都毫无所感。既无冲动，又没湿过。’”

“当然，我给她解释了一番。告诉她这种现象在年轻女子是屡见不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乎都会自然消失。况且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用不着担心。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是怎么都不顺利，急得要死。”

“‘不是那么回事！’直子说，‘我什么也没担心，玲子姐。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边，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

我喝干了一瓶啤酒，玲子吸完第二支烟，猫在玲子腿上伸伸腰，换个姿势，又睡过去了。玲子略一犹豫，把第三支烟叼在嘴里，点燃。

“接着直子抽抽搭搭哭起来。”玲子说，“我坐在她床上抚摸她的脑袋，安慰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在男人怀里快快活活一辈子。’夏夜正热，直子身上又是汗又是泪，湿得一塌糊涂。我拿来浴巾，给她擦脸擦身子，见她三角裤也湿透了，就叫她脱下来……噢，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俩一直一块儿洗澡，那孩子就像我妹妹似的。”

“明白，这我明白。”我说。

“直子希望我抱抱她。我说这么热，怎么抱得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就抱了她。用浴巾把身体围住，以免汗水贴着汗水，如此过了一会儿。等她镇静下来后，我又为她擦擦汗，穿上睡衣，放她躺好。她马上静静地睡了，或者说是装睡。但不管怎样，那张脸实在叫人怜爱，就像生来从未受伤的十三四岁的孩子脸。见她这样，我也放心地睡了。

“６点醒来时，她已不见了。睡衣脱在床上，而衣服、运动鞋，还有经常放在枕边的手电筒都没有了。这时我发觉不对头——打手电筒说明是天还没亮就走掉的，对吧？出于慎重，我查看了桌面，那纸条就在上面：‘衣服全部送给玲子。’于是我马上跑去大伙那里，让大伙分头去找直子。随即全员出动，从宿舍区一直找到四周树林，过筛子似的搜查了一遍。结果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那孩子，连绳子都早已备好，带去了那里。”

玲子喟然叹息一声，抚摸着猫的脑袋。

“喝茶吗？”我试着问。

“谢谢。”她说。

我烧开水，沏上茶，折回檐廊。夕阳垂垂西坠，斜晖奄奄一息，树影长长地伸至我们脚前。我一边喝茶，一边望着纷然杂陈的奇妙庭园——棣棠、杜鹃、南天竹等在那里我行我素地横躺竖卧。

“找到后不久，急救车来把直子拉走。我被警察一一询问了情况。说是询问，其实也没深入问什么。一来有遗书样的纸条留下来，自杀不言而喻；二来他们那些人以为精神病患者恐怕就是要自杀的。所以询问也仅是走过场而已。警察一离开，我就打了电报给你。”

“好凄凉的葬礼啊！”我说，“也太寂静了，人又寥寥无几。她家人光是对我放心不下，猜不出我怎么会晓得直子的死。肯定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自杀。实际上真不该去参加葬礼，我也因此一蹶不振，失魂落魄，之后不久就外出旅行了。”

“渡边君，不去散散步？”玲子问道，“该买点东西做晚饭了吧，我都饿了。”

“好。可有什么喜欢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