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９年这一年，总是令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每迈一步都几乎把整只鞋陷掉那般滞重而深沉的泥沼。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前方一无所见，后面渺无来者。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

甚至时光都随着我的步调而流淌得十分吃力。身边的人早已经遥遥领先，惟独我和我的时间在泥沼中艰难地往来爬行。我四周的世界则面临一切沧桑巨变。约翰·尤特兰死了，还有很多人死了。人们在呼喊变革，仿佛变革正在席卷每个角落。然而这些无一不是虚构的毫无意义的背景画面而已。我则几乎没有抬头，日复一日地打发时光。在我眼里，只有漫无边际的泥沼。往前落下右脚，拔起左脚，再拔起右脚。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我之所以一步步挪动步履，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

我已年满２０。秋去冬来，而我的生活却依然如故。我仍旧浑浑噩噩地到校上课，每周打三次零工，时而重读一回《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到周日就洗衣，给直子写长信。还时常同绿子相会，一起吃饭、逛动物园、看电影。出售小林书店的事进展顺利，她和姐姐在地铁茗荷谷站那里租了一套两个房间的公寓，两人共住。绿子说，待姐姐结婚后，她就搬出那里，去别处另租一间。我被叫去那里吃过一次午饭，见公寓很漂亮，光线又好，绿子也显得比在小林书店时快活开朗得多。

永泽几次找我出去玩，每次我都推说有事拒绝了。其实我只是嫌麻烦。当然并非不想同女孩儿睡觉，但想到要在夜晚的街上喝酒、物色合适女孩儿、搭讪、进旅馆这一整个过程，便有些厌倦。而永泽却能不厌其烦其倦地坚持不懈，我对这小子不免重新生出几分敬畏。或许被初美开导过的关系，我也觉得与其同素不相识的无聊女孩儿睡觉，倒不如想直子更为惬意。直子在草地上给我的手指感触，无比鲜明地留在我身上。

１２月初，我给直子写了封信，告诉她寒假想去探望，问她可不可以。玲子写来回信，让我只管去，她俩翘首以待，热烈欢迎。信上还写道：“直子眼下写信有所不便，由我代笔。但并不是说她的情况有什么不妙，别担心。只不过波浪般地时起时伏罢了。”

学校一放假，我就打点行装，穿上雪靴，往京都进发。正如那位奇妙医生说的，银装素裹的山景的确妖娆动人。我仍像上次那样在直子和玲子的房间住了两夜，度过同上次大同小异的三个白天。暮色降临，玲子便弹起吉他，三人一起聊天。白天没去郊游，而代之以越野滑雪。脚蹬滑雪板，只消在山里奔波一小时，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热汗淋漓。闲下来的时候，就去帮助大伙扫雪。姓宫田的那个医生又来我们餐桌，围绕“为什么手的中指比食指长，而脚趾则相反”的问题讲解一遍。守门的大村再次提起东京的猪肉。玲子对我这次代作礼物送给她的唱片大为高兴，把其中几支的乐谱写下来，用吉他弹奏一遍。

同秋天来时相比，直子沉默寡言多了。三人在一起时她几乎不开口，只是坐在沙发上甜甜地微笑，而由玲子替她说个不停。“别介意，”直子说，“正赶上这种时期。听你们说比我自己说有趣得多。”

玲子借口有事出门离开后，我和直子在床上抱在一起。我轻轻吻着她的脖颈、肩头和胸脯。直子仍像上次那样用手指把我疏导出去。之后我搂住直子，告诉她两个月来自己一直记着她手指的感触，并且一边想她一边自慰。

“没和其他任何人睡觉？”直子问。

“没有。”我答道。

“那好，这个也记住。”说着，她身体下滑，轻轻用嘴唇含住我那东西舔着。直子笔直的秀发垂散在我的小腹上，随着她嘴唇的移动“刷刷”地摇晃着。于是我又来了第二次。

“能记住？”直子问道。

“当然能，永远记着。”我说。我搂过直子，把手指伸进内衣试了试那儿，但那儿是干的。直子摇摇头，拿开我的手。我们默然相抱了许久。

“这学年结束后，我想搬出宿舍，另找住处。”我说，“寄宿生活已经有点过腻了，再说生活费反正靠打工也总能维持。这样，可以的话，两人一同生活好么？上次我也说过。”

“谢谢。你这么说，我不知有多高兴。”

“我也认为这里并不坏，安安静静，环境也理想，玲子人又好，但终究不是久居之地。如想久居，这场所未免过于特殊。在这里住得越久，我想就越不容易动弹。”

直子一言未发，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惟见白雪皑皑，阴云沉沉，一身银装的大地同苍穹之间只有些许空隙。

“慢慢想一想。”我说，“反正我到３月才搬。只要你有意去我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

直子点点头。我像端起一件容易损坏的玻璃工艺品那样，双臂轻轻抱住直子。我赤身裸体，直子只穿一条小小的白色三角裤她把胳膊搂在我脖子上。直子的身段十分娇美，令人百看不厌。

“我为什么就不湿呢？”直子低声道，“我出现那种状态，真的只有那一回，只有２０岁生日那天，只有你抱我那个晚上。以后为什么就不行呢？”

“精神作用，时间一长自然会好的，不用性急。”

“我的问题全部是精神方面的。”直子说，“假如我一生都不湿，一辈子都性交不成，你也能一直喜欢我？你也能永远靠手和嘴唇忍耐？还是说性欲问题通过和别的女人睡觉来解决？”

“从本质上讲，我这人属于乐天派。”我说。

直子欠身起床，把T恤衫从头上套进，穿上法兰绒衬衫。我也穿上衣服。

“让我慢慢想想。”直子说，“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好。”我说，“你的嘴唇真够厉害。”

直子有点脸红，妩媚地笑了笑。“木月也这样说来着。”

“我和他不论想法还是爱好都不谋而合。”说完，我也笑了。

之后，我们在厨房围着餐桌，边喝咖啡边谈往事。她可以多少谈一点木月了，慢条斯理地斟酌着词句。雪下下停停，三天都没见到一时晴。分别时我告诉她：“我想３月份还会来的。”然后隔着厚厚的外套抱住她接了一吻。“再见！”直子说。

※

１９７０年这一陌生年轮来临了，我的２０岁已算彻底告终，而踏入新的沼泽地带。学年末有考试，我比较轻松地一一过关。因为别无他事，几乎天天到校，即使不特别用功，应付考试也轻而易举。

宿舍院内闹了几场纠纷。自成一派的一伙人把安全帽和铁棍藏在宿舍里，结果同管理主任豢养的体育会派系的学生短兵相接，两人受伤，六人被逐出宿舍。这一事件的余波所及，此后每天总有地方吵吵闹闹，宿舍院内始终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险些惨遭体育会派系学生的殴打，幸亏永泽居中调解，才免受皮肉之苦。总之，是到了退出宿舍的时候。

考试告一段落后，我开始认真物色住处。花了一周时间，总算在郊外吉祥寺那里找到了合适的房间。交通虽有所不便，但难得的是单独一座房子。可谓捡来的便宜。一块莫大地皮的一角，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类似耳房或岗楼样的小房，同正房之间隔着一片相当荒芜的宽阔庭园。房东走正门，我走后门，隐私也可得到保护。里面一个房间，一个小厨房和卫生间，还带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壁橱。窗口临院，居然还有檐廊。房东提的条件是：明年他孙子可能到东京来，届时得搬出才行。自然，房租也因此比时价便宜不少。房东是对看上去满和气的老夫妇，告诉我他们不会说三道四，只管随便就是。

搬家是永泽帮的忙。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轻型卡车，并且履行诺言，把电冰箱、电视机和暖水瓶送给了我。这对我确实是宝贵的礼物。两天后，他也离开宿舍，迁往三田一座公寓。

“短时间怕不能见面了，多保重！”分手时他说，“不过以前我也说过，我总觉得遥远的将来会在某个意外地方见到你的。”

“我期待着。”我说。

“对了，上次跟你调换的那个女孩儿，还是不漂亮的好。”

“同感同感。”我笑道，“另外，永泽君，你要好好待初美才是。一来那样好的人实在难遇，二来她感情其实很脆弱，光看表面不行。”

“噢，这我知道。”他点点头，“所以，说句实在话，最好的办法是继我之后你来接收初美。我想你们是会十会融洽的。”

“别开玩笑！”我不禁讶然。

“是玩笑。”永泽说，“反正好好干吧。困难不会少，但你这人也固执得可以，我想总会成功的。给你个忠告可以么？”

“请。”

“不要同情自己！”他说，“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的勾当。”

“我一定牢记。”我说。然后我们握手分别。他奔往新的天地，我则退回自己的泥沼。

※

搬迁后三天，我给直子写信。我写了新居的情形。告诉她自己终于从乱糟糟的宿舍里挣脱出来，从此再也不必受那些无聊家伙的无聊算盘的干扰。每当想到这点，我就觉得不胜欣喜和坦然，准备在此以新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

窗外是一大片庭园，附近的猫们将其作为集会场所。我一得闲，就歪倒在檐廊中观望那些猫。具体多少只倒不甚清楚，反正数目相当之多，而且都在横躺竖卧地晒太阳。它们似乎不大欢迎我住在这所独房里，但我拿出几块吃剩下的干酪后，有几只便挪步上前，战战兢兢地吃了下去。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同它们成为好朋友。其中有一只耳朵少了半边的花纹公猫，这家伙同我原来宿舍的管理主任相似得惊人，我真担心庭园里会马上有国旗升起。

距学校是远了些，但进入专业课程之后，早上的课大为减少，算不得什么大问题。而且可以在电车中悠然看书，因祸得福也未可知。最后就只剩下在吉祥寺附近找一份每周可干三四天而又不甚辛苦的零工了。那一来，我就可以重返每天都要上发条的生活。

我并不想催你仓促做出决定，但春天毕竟是适合从头做事的季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４月开始共同生活，我觉得恐怕再好不过。顺利的话，你还可以去大学复学。假如一起住有问题，也不妨在附近为你另找住处。总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近在咫尺，朝夕相守。当然，也不是非在春季不可。如果你以为夏季合适，夏季也ＯＫ，没有问题。对此你是怎么想的——能来信告诉我么？

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好好找时间打一段工，得把搬迁费用挣出来。一个人生活，各种开销相当不少。锅碗瓢盆也必须一应俱全。但３月份有时间，一定前去看你。请告诉我合适日期好么？届时也想去一趟京都。我是多么希望同你见面啊！等待你的来信。

此后两三天时间，我在吉祥寺的街上一件件买了些杂货，开始在家里做简单的饭菜。另外从附近木材店里买好木料，请其锯好，做了一张学习用桌，吃饭也暂且用它。还做了个碗橱，买齐了调味料。一只半岁左右的白毛母猫已和我混熟，开始在我这儿吃饭。我给这猫取个名字，叫“海鸥”。

如此安顿下来后，我上街在油漆店找了份工。整整当了两个星期油漆店的帮手。工钱自是不错，但活也十分了得。脑袋给信纳水熏得昏昏沉沉。收工后在专售套餐的小食店吃顿晚饭，喝罢啤酒，回家逗猫玩，而后便死一般睡去。两周过后也没接到直子的回音。

涂油漆的时间里我陡然想起绿子。想来我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同绿子联系了，连搬家都没通知她。只是有一次我说准备换个地方住，她说了声“是吗”，便再无下文。

我钻进公共电话亭，拨动绿子公寓的电话号码。一个大概是她姐姐的人接的，我道过姓名，对方叫我稍等一下。但怎么等也不见绿子的动静。

“喂喂，绿子大发脾气，说不想同你说话。”估计是她姐姐的人说，“你搬家时连一声都没告诉她吧？也没说去向就无影无踪，直到现在，是吧？以致弄得她火气冲天。那孩子一旦发火，就很难平息，和动物一样。”

“我解释一下，请她出来好么？”

“她说懒得听什么解释。”

“那我就现在解释几句，请你转告一声，转告绿子。”

“不嘛，我。”想必是她姐姐的人不胜厌恶地说，“这种事你自己解释去。你是男子汉吧？自己做事自己当！”

没奈何，我便道了谢，挂断电话。旋即心想也难怪绿子恼火。自己为搬家、安顿新居以及干活赚钱忙得晕头转向，早已把什么绿子抛在脑后。别说绿子，连直子也几乎不曾想起。我过去就有这毛病——一旦对什么人了迷，周围的一切便视而不见。

我还想，假如反过来绿子一声不响地搬去哪里而一连三周都不打招呼，我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恐怕也难免伤感情，而且会伤得不浅。因为，尽管我们不是情侣关系，但在某些地方却比情侣还要相互引以为知己，想到这里，我觉得胸口一阵堵塞。我十分不愿意无谓地伤别人的心，尤其是难能可贵的人的心。

下工回来，我趴在新桌子上给绿子写信。我如实写了自己的想法。免去辩护和解释，而请其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和麻木不仁。我写道：“非常想见你，希望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居。请回信。”然后贴上速递邮票，投进信筒。

然而左等右等，仍然杳无音讯。

真是个奇妙的初春。整个春假期间我都在苦苦等信。既未旅行，又没探亲，也没能打工，因为我不知直子什么时候来信——那封写有希望我何时前去看她的信。白天，我去吉样寺街里看连映两场的电影，或在爵士酒吧里看半天书。不见任何人，几乎不向任何人开口。每周给直子写一封信，信里我也不触及回信的事，因为我不愿意使她着急。我写在油漆店打工，写“海鸥”，写庭园里的桃花，写豆腐铺热心肠的老婆婆和蔬菜店奸诈的老太婆，写我每天如何做饭。但依然不见回音。

看书看腻、音乐也听腻的时候，便一点一点修整庭园。我从房东那里借来扫帚、铁耙、垃圾铲和修树剪，拔去杂草，把长得乱蓬蓬的树丛修剪整齐。只消稍一动手，庭园就漂亮不少。每次我做这事，房东都叫我过去喝茶。我坐在正房的檐廊里，和他喝茶，吃又硬又脆又薄的饼干，谈天说地。他说他退休以后，在保险公司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两年前这个也辞去，在家悠然度日。房地产是祖传，子女都已独立，即使什么不干也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因此夫妇两人时常外出旅游。

“真好。”我说。

“不好不好，”他说，“旅游简直没意思，还是去工作好得多。”

他说，这庭园之所以任其荒芜，是因为附近没有像样的园艺匠。本该他自己动手一点点修整，但近来鼻子过敏症严重起来，拔不得蒿草。我说原来是这样。饮完茶，让我看了看贮物室。他说也算不上酬谢，反正这里边全是用不着的东西，如果有我想用的，尽管拿去用就是。贮物室里的确满满堆着形形色色的什物。从洗澡桶、小孩浴盆到垒球棒，应有尽有。我找出一辆旧自行车、一张不大的餐桌、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和一把吉他。对他说如果可以就借这些用用。他说喜欢什么只管用。

我花一天时间把自行车的锈去掉，抹上油，给轮胎充气，调好齿轮，请自行车店把联轴节和钢丝更新。这一来，整个自行车焕然一新，如同换了一辆。至于餐桌，我把灰擦得一干二净，重新涂上清漆。吉他么，把旧弦全部换成新的，用粘合剂把几欲开裂的板粘住。还用钢丝刷把锈一古脑儿除净，螺丝也校正一番。吉他虽不高级，但发出的音大致还算准确。想来，自高中毕业以后我还是头一次摸吉他。我坐在檐廊中，一边回忆往日练过的德里夫塔兹的《爬到天台上》，一边缓缓弹着。奇怪的是居然还记得基本指法。

之后，我用余下的木料做了个信箱，涂上红漆，写上名字，竖在门前。而投入的邮件，直到４月３日，只有一张转递来的高中同窗会的通知。其他东西还好，推独这东西我不愿接触，因为那是我和木月所在的同窗会。我当即将其扔进废纸篓。

４月４日的下午，信箱里终于出现了一封信。是玲子来的，信封后面写有石田玲子的名字。我用剪刀整齐地剪去封口，坐在檐廊里读起来。一开始我就有预感，估计内容可能不妙，一读果真如此。

信的开头，玲子对这么晚才回信表示歉意。她写道，直子始终在为写回信而竭尽全力，但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玲子几次提议由她代笔，以免延误。但直子坚持说这属于私事，一定要自己写。于是拖到现在，以致让我担心受怕，要我原谅。

一个月来，想必你在苦苦盼望回信。对直子来说，这一个月也非同小可。请你谅解她。坦率说来，她眼下的情况不甚理想。她总想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站起来，但目前尚未出现预期效果。

回想起来，她最初的征兆反映在写不好信上，这是从１１月末或１２月初开始的。继而便一点点出现幻听。每当她提笔写信，便觉得有很多人向她说话，干扰她遣词造句。不过直到你第二次来访，这种症状还比较轻微，老实说，我也没有认真对待。对我们来说，这一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周期性的。然而自从你回去后，便变得相当严重了。现在，她连日常交谈都觉得困难，找不出词句。因此直子眼下心里非常混乱，而且有恐怖感，幻听也日渐加重。

我们每天都同专科医生碰头。直子、我，加上医生，三个人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边试图准确地找出她头脑中出故障的部分。我提议说，如果可能，最好把你也加进这碰头会里，医生也表示赞成，但直子反对。按她的说法，理由是“见面就要以完美的面目出现”。我劝她说问题不在那里，而是要争分夺秒地恢复健康，但她不肯改变想法。

记得以前就对你说过，这里并非专科医院。诚然，也有不错的专科医生，治疗也有效，但集中性治疗是有难度的。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为患者自我医疗创造良好的环境，准确说来，并不包括医学上的治疗。因此，倘若直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恐怕势必要转去别的医院或医疗机构。作为我也很难过，但终究爱莫能助。当然，纵令那样，也可能以短期治疗——“出差”为由重返这里。如果治疗得顺利，说不定能直接从那边痊愈出院。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全力以赴，直子也在全力以赴。请你祝愿她早日康复，并且一如既往地写信来。

石田玲子

３月３１日

读罢信，我仍坐在檐廊不动，望着已经春意盎然的庭园，园里有株古樱，花开得几近盛开怒放。微风轻拂，光影斑驳，而花色却异常黯然。稍顷，“海鸥”不知从何处走来，在檐廊地板上“嚓嚓”搔了几下爪子，便挨在我身旁怡然自得地伸腰酣睡。

我觉得应该思考点什么，又不知思考什么、怎么思考才好。其实说老实话，我什么都懒得思考。我想那不得不思考的时刻恐怕不久就将来临，届时再慢慢思考吧。至少现在什么都不想思考。

我在檐廊里一边抚摸“海鸥”，一边背靠柱子整整望了一天庭园。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完全消失。下午过去，黄昏来临，继而隐隐泛青的夜色笼罩了院落。“海鸥”早已不见踪影。我又开始观看樱花。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整个院子都充满烂肉那甜腻而沉闷的腐臭气味。我转而想起直子的裸体。直子娇美的裸体横陈在夜色之中，无数植物的嫩芽从其肌肤中争相萌出，在天外来风的吹拂下，鲜绿的幼芽轻轻摇颤不止。我想，那般巧夺天工的肢体为什么非生病不可呢？它们为什么不肯放直子一条生路呢？

我走进屋子，拉合窗帘。屋内到底还是荡漾着春日的馨香，而且天地间无所不在，但现在使我联想起来的却惟有腐臭。我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狠狠地诅咒春天，诅咒春天给我带来的创伤——它使我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生来至今，如此深恶痛绝地诅咒一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此后三天时间里，我过得非常奇特，简直就像在海底行走一样。谁向我说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向别人说话对方也不明所云。我觉得自己周身仿佛紧紧蒙上了一层薄膜。由于薄膜的关系，我无法同外界相融无间，而同时他们的手也无从触及我的皮肤。我本身固然软弱无力，然而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在我面前也同样无能为力。

我靠着墙壁眼望着天花板出神。肚子饿了就嚼一点随手摸得到的东西，喝口水；悲戚起来就喝杯威士忌睡觉。既不洗澡，又不刮胡须。如此过了三天。

４月６日绿子来了封信，信上说４月１０日去登记选课，届时要我在学校前院等她一同吃午饭。她说：“拖这么久才回信，这样也就彼此彼此了，还是和解吧。因为见不到你，毕竟感到寂寞。”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四遍，还是不解其意。这信意味着什么呢，到底？脑袋麻木得不行，无法准确把握上下句之间的关联。为什么在“登记选课”那天同她相见就是“彼此彼此”？她为什么要同我“吃午饭”？我不由怀疑：恐怕连我的脑袋也正在变得莫名其妙。神志濒于瓦解，如同暗室植物的根须一样蓬蓬松松。不能这样！我在昏沉沉的脑袋里想道。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必须振作起来！“不要同情自己，”我猛然记起永泽的话，“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真有你的，永泽，你是好样的！我长吁一声，欠身站起。

三天来我第一次洗衣服，去浴室洗澡刮胡子，打扫房间，买来东西，做顿像样的饭菜吃了，又喂了饿瘪肚子的“海鸥”，喝些啤酒，这回只喝啤酒，接着做了３０分钟体操。刮胡子时我对镜一看，才发现瘦得两腮全陷了下去，两眼倒是光亮得出奇，活像别人的面孔。

第二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兜了一圈风，回家吃罢午饭，把玲子的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冷静思考往后应该怎么办。我之所以从玲子信中受到沉重打击，根本原因在于我那种以为直子日趋好转的乐观估计一瞬间归于破灭。其实直子本人已说她的病根很深，玲子也说过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是我两次去见直子，得到的印象都是她正在恢复，便以为惟一的问题无非是使她重新鼓起回归现实生活的勇气。认为只要她重鼓勇气，我们两人就能齐心合力地顺利步入坦途。

岂料，我这座构筑在脆弱的假设基础上的幻想之城，由于玲子的一封信而顷刻间土崩瓦解，剩下的惟有死气沉沉的平板地基。我现在必须设法使自己重新站稳。直子的再度恢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而且纵使恢复了，恢复后的她恐怕也比以前还要衰颓虚弱，更没有信心。而我必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局面。当然也不是我坚强起来就能一切都迎刃而解，这我心里清楚。但不管怎样，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提高自己的士气，只有耐心等待她的康复。

喂，木月！我和你不同，我决心活下去，而且要力所能及地好好活下去。你想必很痛苦，但我也不轻松，不骗你。这也是你留下直子死去造成的！但我绝不抛弃她，因为我喜欢她，我比她顽强，并将变得愈发顽强，变得成熟，变成大人——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以前我本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永远十七、十八才好，但现在我不那样想。我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年，我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喂木月，我已不再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我，我已经２０岁了！我必须为我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

“喂，怎么搞的，渡边君？”绿子说，“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是吗？”

“干过火了吧，和那个有夫之妇？”

我笑着摇摇头：“去年１０月初到现在，一次都没和女人睡过觉。”

绿子吹了声嘶哑的口哨：“半年都没干那个？当真？”

“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瘦？”

“成大人了嘛。”我说。

绿子扳住我的双肩，定定逼视我的眼睛。随即皱了会眉头，接着莞尔笑道：“不错，确实有点变化，同以前相比。”

“成大人了嘛。”

“你这人可真行！居然会这样想。”她不无感叹地说道，“吃饭去，肚子瘪了吧？”

我们去文学院后面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点了当天搭配好的便餐，她也没有异议。

“嗳渡边君，还生气？”绿子问。

“生什么气？”

“就是对我报复你不给你回信的事。那样不好吧，你认为？本来你都正式道歉了。”

“怪我不对，有什么办法。”

“姐姐劝我别那么做，说我太斤斤计较，太耍小孩子脾气。”

“不过这回心里总算痛快了吧，报复完后？”

“嗯。”

“那不就行了。”

“你真够宽宏大量的。”绿子说，“渡边君，你真的半年都没干那个？”

“没有。”我回答。

“那么，上次你陪我睡觉时是很想很想干的吧？”

“噢，大概是吧。”

“可干吗没干？”

“你现在是我最宝贵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你。”我说。

“当时你要是死乞白赖，我恐怕很难拒绝的，那时候简直都瘫痪了。”

她浅浅地一笑，手温柔地放在我手腕上：“我，那之前就已决定相信你，百分之百地。所以即使那时候我都能放心大胆地只管睡。心想和你在一起不要紧，用不着担心。睡得很香吧，我？”

“嗯，的确。”

“假如你不是那样，而是对我说：‘喂绿子，和我干吧，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和我干！’我说不定就真的干了。不过，你可别因为我这么说就认为我勾引你，挑逗你，我只是想把我感觉到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知道。”我说。

我俩边吃饭，边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发现有两门课我们都选了，就是说每周可以同她见面两次。接下去，她谈了自己的生活。说她姐姐好长时间都过不惯公寓生活，因为同她们以往的人生相比着实可谓养尊处优，而她们早已习惯同时护理病人和给店里帮忙那种每天忙得团团转的生活。

“不过，近来她终于转过弯来了。”绿子说，“说我们自身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无须顾忌谁，尽情舒展手脚就是。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神不定，就像身体离开地面两三厘米似的。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快活的人生，而肯定马上就会掉到苦海里去，弄得两人紧张得很。”

“好一对苦命姐妹。”我笑道。

“过去太残酷了。”绿子说，“也罢，往后我们狠狠地捞回来。”

“哦，你俩怕是做得到的。”我说，“你姐姐每天做什么？”

“她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表参道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每周去帮三次忙。其余时间就学做菜，或同未婚夫幽会，再不就看电影、发呆，总之在享受人生乐趣。”

她打听了我的新生活。我讲了房间的配置，宽阔的庭园，叫“海鸥”的猫，以及房东等等。

“有意思？”

“不坏。”我说。

“可就是没精神。”

“可惜了大好春光。”

“可惜还穿着她给织的漂亮毛衣。”

我吃了一惊，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紫色毛衣：“你怎么会知道？”

“你这人真算老实。那肯定是挖苦你的嘛！”绿子意外似地说道，“干吗没精神？”

“我倒想拿出精神来。”

“你把人生当做饼干罐就可以了。”

我摇了几下头，看着绿子的脸说：“可能是我脑筋迟钝的关系，有时捉摸不透你说的什么。”

“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大喜欢的不都在里面吗？如果先一个劲儿地挑你喜欢的吃，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过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倒也是一种哲理。”

“不过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从切身体会里学得的。”绿子说。

正喝咖啡时，闯进两个绿子同学模样的女孩，和绿子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随即东拉西扯起来，什么去年德语成绩如何，什么在学潮冲突中你受伤了，什么这双鞋不错在哪里买的。在似听非听的时间里，我竟觉得那些话仿佛是从地球背面传来的。我边喝咖啡边观望窗外景致。校园春景一如往年：天空迷蒙，樱花开放，一眼即可看出是新生的男男女女抱着新书在路上走动。如此观望之间，神思又有点恍惚起来。我想起今年仍不能返回大学的直子。转眼又看见窗台放着一个小玻璃杯，插有一枝金凤花。

两个女孩道声“回头见”返回自己座位后，我和绿子走出店，在街上相伴散步。我们转了家旧书店，买了几本书，又进饮食店喝了杯咖啡，然后去娱乐厅玩了一会弹球游戏，接着坐在公园长凳上说话。差不多都是绿子一人唱独角戏，我哼哈作答。绿子说口渴，我去附近糕点铺买来两罐可乐。那时间里她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什么。我问写什么，她答说没写什么。

３点半时，她说得赶紧回去，讲好和姐姐在银座会面。我们步行到地铁站，在那里分手。分手时她把那张稿纸一叠四折塞进我外套口袋，叫我到家后再看。而我是在电车中看的。

恕我免去客套。

这封信是在你去买可乐的时候写的。给凳子邻座的人写信，在我还是初次。但不这样做，似乎很难把我想说的传达给你。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你几乎都听不进去，是吧？

嗯，你可知道？今天你做了一件十分使我伤心的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发型的变化吧？我辛辛苦苦地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好不容易在上周末把发型变得像个女孩儿模样，可你连这点都未察觉吧？我自以为十分可爱，加之久未见面，本想吓你一跳，然而你根本无动于衷，这岂不太跟人过不去？反正你现在恐怕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记不起来了。我也是个女孩儿！你就是再有心事要想，也该多少该正眼看我一下才是。只消说上一句“好可爱的发型”，往下无论你做什么，哪怕再心事重重，我都会原谅你。

所以，我现在向你说谎，什么要同姐姐在银座会面，全是谎话。本来我打算今天住在你那里，睡衣都带在身上。是的，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哈哈哈，傻瓜似的。但你偏偏不肯邀我去你住处。不过也好，既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似乎乐得一人孤独，那么就让你孤独去，去绞尽脑汁想各种事情，想个彻底！

不过这也并非说我对你有多么恼火。我仅仅是感到寂寞。因为你对我没少热情关照，而我却一次也没为你效力。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儿“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复原状。

现在你手拿可乐回来了，一副边走边沉思的样子，我恨不得你跌一跤才解气，可你并未跌跤。你正坐在旁边，“咕嘟咕嘟”喝可乐。买可乐回来时，我还期待你注意到我的发型，说上一句“嗬，发型变了嘛”，结果还是落空了。假如你注意到，我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说：“喂，去你那里好了，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饭，然后和和气气地一起睡觉。”但你俨然一块铁板似的麻木不仁。再见。

附记：下次在教室见面不要打招呼。

我从吉祥寺站往绿子公寓打了次电话，没人接。由于没有特别要做的事，我便在吉祥寺的街头走来转去，想物色一份能够边上学边做的临时工。我是周六周日两天空闲，周一周三周四可以从５点开始。但同这张时间表完全吻合的工作找起来谈何容易。我泄了气，走回住所。买晚间吃的东西时顺便又给绿子打了次电话，是她姐姐接的，说绿子尚未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晚饭后，想给绿子写信，但反复写了几次都没写好，最后给直子写了一封。

我写道：“春回大地，新的学年开始了。不得相见，实在怅惘莫名。我很想见你，同你说话，无论通过什么形式都可以。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自强不息，此外别无他路可走。”

“此外，这是我自身的问题，也许对你无关紧要——我没有同任何人睡觉。因我不愿忘记你接触我时留下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比你想的还要重要。我经常追忆当时的情形。”

我把信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坐在桌前盯着看了半天。这封信虽说比以往简短得多，但我自忖这样反倒能更好地传情达意。我往杯里倒了３厘米高的威士忌，喝了两口，栽倒睡觉。

※

第二天，我在吉祥寺站附近找了份只周六周日去两次的临时工。是在一家不大的意大利风味饭店当男侍，条件虽一般，但供应午餐，还给交通费。周一周三周四休晚班时——他们经常休息——我来代替上班也可以，作为我可谓求之不得。店主还说，做满三个月后，给提一次工资，并希望这个周六就开始。同新宿唱片店那个不三不四的店长相比，这位男子看起来相当老实厚道。

我给绿子公寓打去电话，还是她姐姐出来接，告诉我绿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她自己也想知道绿子去了哪里，并用疲倦的声音问我知不知道线索。我知道的只是绿子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

星期三上课时，我见到了绿子。她穿一件类似艾蒿色的毛衣，戴一副夏季常戴的深色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说话。我走过去，对绿子说课后有话说。戴眼镜的女孩儿先看看我，随即绿子也看看我。绿子的头发较之以前，那样式的确相当带有女性的风韵，显得成熟不少。

“我，有约会的。”绿子略微歪起脖颈说。

“不占你多少时间，５分钟就行。”

绿子摘下太阳镜，眯细眼睛，那眼神活像在眺望对面１００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我不想说，对不起。”

眼镜女孩儿看着我，仿佛在说：人家说不想同你说话，对不起。

我在最前排的右端坐下，开始听课（讲的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的总论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课讲完时，我慢慢数罢一二三向后看去——绿子已不见影了。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４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４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聊天，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而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连问一声“早安”或“你好”的人都没有。甚至对敢死队我都有些怀念。我就这样在无可排遣的孤独中送走了４月。向绿子打了好几次招呼，但得到的却总是一个回答。她说她现在不想对话，听那声调，知道她也的确没这心思。她差不多都是同那个眼镜女孩儿在一起，此外便是同短头发的高个子男生结伴。那男生腿长得出奇，经常穿一双白球鞋。

４月过去，轮来５月。５月比４月还要难以打发。刚交５月，我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心开始在阑珊的春日中摇颤。这种摇颤大体在薄暮时分袭来。在浮动着玉兰花淡淡幽香的苍茫暮色里，自己的心开始无端地膨胀、颤抖、摇摆、针刺般地痛。这时我便紧闭双目、咬紧牙关，等待这番袭击的过去，而这要花很长时间，之后还留下丝丝隐痛。

每当这时我就给直子写信。在给直子的信中，我只写得意的事项、愉快的感受和美好的际遇，只写芳草的清香、春风的怡然和月光的皎洁，只写看过的电影、喜欢的歌谣和动心的读物。写罢反复阅读之间，我本身竟也得到了慰藉，心想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何等美妙绝伦！这样的信我给直子去了好几次，但无论直子还是玲子都没回音。

在打工的饭店里我认识了另一个打工的学生，姓伊东，和我同年，两人开始不时地攀谈起来。他在美术大学读油画专业，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为了使他说话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也喜欢看书听音乐，我们的话题差不多都是这些。伊东身材颀长，容貌潇洒，就当时的美大学生而言，他头发算是短的，衣着利落整洁。言语尽管不多，但兴趣和思想都很地道可取。他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读邦达和巴雷斯。音乐喜欢听莫扎特和拉威尔。并且和我同样在寻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

他在其住处招待过我一次。那是井头公园后面一幢式样别致的平房公寓，房间里到处堆满画架画布之类。我说想看看画，他说不好意思，没让我看。我们喝他从他父亲那里悄悄拿来的皇家芝华士酒，用陶炉烧柳叶鱼来吃，听罗贝尔·卡萨德施演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他是从长崎来的，故乡镇上有个恋人，每次回长崎都同她睡觉。他说近来关系有点别扭。

“这你大致明白吧，女孩儿勾当嘛！”他说，“一上２０或２１岁，就急着具体考虑很多事情，陡然变得现实起来。结果，原本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也平庸得叫人不快。一见我面——大多是在干完那种事之后，就问我大学毕业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我问。

他边嚼柳叶鱼边摇头：“怎么办？怎么也办不了，一个学油画的学生！要是想到怎么办，有谁还会跑来学什么油画。不说别的，从这种地方出来连吃饭都没有着落。我这么一说，她就央求我回长崎当美术教师。她打算当英语老师。活活要命！”

“那么说你已经不大喜欢她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