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初夏，我差不多时隔一年返回日本，目的是为了拿《挪威的森林》的清样。猜疑心很重的讲谈社的木下阳子（她本人自是矢口否认）也说“唔，极有意思”。于是放下心来。原本担心她若说出“什么呀这个光是拖拖拉拉的”可如何是好。另外旅欧期间（说法好像有些过时了）完成的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世界尽头》（World's End and Other Stories）和布莱恩（Courtant Dixon Barns Bryan）的《伟大的德斯里夫》（The Great Dethriffe）的翻译清样也要校对，就是说要把一年来的稿件集中处理完毕。虽说是工作，但毕竟要干的事太多，整个夏天为此报销了。
三本书的装帧定了下来，又同编辑这个那个商量完细节一一处理到只剩下印刷之后，再次离开日本。很有点像一次做好一个星期饭菜冷冻起来的主妇。从日本动身是9月初。虽是短期回国，但事情相当累人。要和人打交道，要处理红薯蔓式的接踵而来的杂务，脑袋成了一团乱麻。美味日本料理又要一段时间吃不成了，难受也只好忍了。
这次乘芬兰航空经赫尔辛基南下罗马。赫尔辛基是第一次来，准备住五六个晚上。北欧国家的航空公司大都叫人喜欢，芬兰航空更是我中意的航空公司之一。空姐绝对不算漂亮，体形也很难恭维，但基本部分很热情，落落大方而又没有生硬之处，全都显得悠然自得，笑吟吟忙来忙去。大概是只选健康女子进公司的。日本的航空公司的服务总体上我想是好的，但有的公司过于规范，未免令人觉得有些神经质（简直成了天上飞的麦当劳），而芬兰航空不妨说处于另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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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京来到赫尔辛基，看上去这座城市总好像空荡荡的。路面宽，汽车数量极端之少，公园极端之多，街上一台自动售货机也没有，仿佛一座不怎么考虑经济效益的城市。城市规模不算很大，但也许道路宽阔的关系，走起来相当累，同在札幌逛街差不多。
此外城里女工数量多，无论去哪里都能看见正在劳作的妇女。或许因为人口少，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司机可以说几乎都是女性，从年轻姑娘到中年妇女，全都红着脸颊干得津津有味。人必须质朴、勤劳、健康这一思想在这个国家似乎无所不在。这点同罗马截然有别，除了少数例外，罗马人看上去都活得悠闲自在。较之罗马，气候也一塌糊涂，每天都阴沉沉的，冷雨淅淅沥沥下个没完。虽然时值9月，但早上在郊外跑步时手都冻僵了。
比寒冷更伤脑筋的是饮食。
走进餐馆，每个季节各有菜单。拿起一看，夏季菜单种类相当丰富。例如9月可以吃到波罗的海鲱鱼、鳕鱼、比目鱼、白鳟鱼、白鱼、七鳃鳗、兔子、野鸟、野鸭、蘑菇、草莓、越橘、洋李、红莓苔子、羊肉等等，极尽奢华。但夏季结束冬天到来的时候，到处冰封雪冻，食物来源少之又少。及至11月，使用新鲜材料的菜肴只有驯鹿肉、鳕鱼子和驼鹿肉。驼鹿肉！其实，即使在9月间，赫尔辛基街头餐馆的饭菜也绝对算不得美味可口，想到罗马市场上摆放的那些新鲜得几乎爆裂的神气活现的蔬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尽管有些歉疚——在芬兰久居，不想在这种地方吃着甘蓝和腌鲱鱼过冬。尽管城市非常漂亮、给人印象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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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寒冷和饮食，赫尔辛基这座城市还是极能让人放松的。人们温和稳重，而且人数少，几乎看不见排队。英语也相当通行，搭话时全都报以笑容。估计没有小偷，警察也难得一见。在街头见到的警察数量觉得也就是罗马的五分之一。
到达赫尔辛基机场时温度为8度，相当冷。毕竟离开日本时才一件T恤，不可同日而语。以日本说来，大体是11月末的气候，运动衫外面套一件皮夹克正好。想到到了隆冬时节可如何是好——仅仅这么一想——心里顿觉一阵发冷。我实在耐不住冷。这么着，鲍勃·迪兰的音乐会就免了。正赶鲍勃·迪兰和汤姆·佩蒂（Tom Petty）的乐队来到赫尔辛基，本想去听，但会场是名叫“冰雪大厅”（Ice Hall）——光听名字就彻骨生寒，居然取这么个名字——的音乐厅，吓得我打了退堂鼓。也罢。迪兰去年在武道馆[1]听了。顺便说一句，这“冰雪大厅”据说是打冰上曲棍球的地方，类似芬兰的武道馆。真有些担心鲍勃·迪兰得寒症，此人也年纪不小了。
迪兰没听，去听了赫尔辛基交响音乐会。会场在一座名叫芬兰音乐厅的漂亮场所。以日本说来，也就是中型音乐厅，但有一种十分亲密的氛围，能让人静心欣赏音乐。票价四十二马克（约一千二百日元）。厅内有酒吧，可以喝到雪莉酒，八马克（二百四十元）。大玻璃窗外面舒展着美丽的湖水（也可能是海湾）。白天鹅掠过湖面，黄昏的细雨静悄悄落在红叶斑斓的树林——风景极具北欧情调，仿佛听得见西贝柳斯[2]的旋律。
回头来说音乐会。第一支曲是一位名叫某某的芬兰人创作的现代音乐。一如几乎所有的现代音乐那样，听起来好像恐怖片里的配乐。音乐的好坏自是听不明白，不过我想那种东西未免莫名其妙，又不是没有多少好听些的现代音乐！
第二支曲是莫扎特为两架钢琴作的协奏曲。钢琴手是一个名叫TAWASTSTFERUNA的芬兰人和一个叫HUI-YINGLIU的中国女性，两人合奏。怎么说呢，这可是相当厉害的莫扎特，听得筋疲力尽。莫扎特就好像从前几个型号的半旧“沃尔沃”在手刹车的状态下向上爬坡，重得一塌糊涂，叫人双肩酸硬。音乐诚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不必所有人都演奏天真烂漫的莫扎特，可这个毕竟有点离谱了，我想这已超出了解释的范围。但既然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么在芬兰很可能这样的莫扎特才符合一般人口味。
不料到了第三曲柴可夫斯基第三号交响曲，这支乐队演奏得十分动听，和刚才判然有别，真有些叫人怀疑自己的耳朵，以为和演奏莫扎特的不是同一乐队。音域宽广，音质浑厚，有表情，有生活，有性灵。说老实话，我不太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但这样的演奏到底叫人听来心悦诚服。人们常说音乐只有好音乐和坏音乐，但另一方面，我深切地认为适合和不适合那个地域的音乐也是有的，即所谓地域禀性。很想听这支乐队演奏一次西贝柳斯。如此擅长和不擅长截然有别的乐队却也令人精神一振，较之什么都演奏得无懈可击却什么都在平均线上的乐队，这个更能让人产生好感。
这样，除去寒冷这点，芬兰成了对我胃口的感觉极好的国度，夏天再去一次也未尝不可。
<h2>马洛内先生的房子</h2>
这回在罗马租房子住。好歹也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热情的乌比通过个人门路给找到的。光靠我们夫妇俩，我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找到。意大利原本就是个讲门路的国家，没有门路找房子比登天还难。这是因为，一旦不小心租给别人，对方往往一直住下去不出来，而房东倒要无可奈何地住在不方便的公寓楼里。我固然不大理解，但这在意大利虽属违法，却似乎是常识允许范围内的行为。合同那东西在这里不具多大效力。而且，即使打官司，由于衙门手续啦形式啦繁琐得超乎想像，得出法律结论要等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倘是已经摇摇欲坠的宿舍单元房倒也算了，而像样的房子，若无相当特殊的情况，房东只租给知根知底的人。
我们租的房子位于罗马郊外高地一块算是高级的住宅小区。有围墙，面积很大，带电动门，大门口设有煞有介事的值班房，进入时要查看长相。身份得不到确认不给开门，所以在治安这点上大致可以放心。居民多是外交官和高级商务人员，车也大部分是宝马、奔驰、奥迪、沃尔沃、萨博、路虎等进口车。
我们的房东马洛内先生是那不勒斯出身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外交部做高级官员，在这座小区里拥有三座房子，其中一座租给了我们。马洛内在巴黎也有别墅，总之是有钱人。
我们到罗马的当天晚上，马洛内一家在花园里招待我们吃烤肉。马洛内的太太是英国人，过去想必很有姿色，但现在身体各部位脂肪未免多了些。这对夫妇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名字叫狄波拉和宝琳娜，都长得如花似玉。感觉上似乎意大利人爽朗豁达的血液和英国人内省稳重的血液掺和得恰到好处（若是反过来可就无可救药了）。一如这个年纪的女孩儿表现的那样，十分害羞，但好奇心旺盛，对旁边搬来一对日本夫妇怀有不小的兴致。姐妹俩非常要好，两人常说悄悄话。
另外，马洛内先生家有一条母狗“玛多”和一只公猫“琴”。概括说来，玛多未免轻浮嬉闹，琴多少郁郁寡欢。作为档次，我想以琴为上。不过，由于从小就在一起，作为狗和猫来说，琴和玛多关系十分融洽。不久我们和两个都要好起来，琴和玛多天天来我们家玩耍。
我们在这座房子里大约住了十个月。地点诚然不坏，可惜采光不好，有潮气，湿乎乎的。因为建在小山的北坡，冬天一整天都没阳光射进来。下一点点雨，墙就马上发霉。床上被褥总是凉浸浸的，还漏雨，房前路面也总是又黑又湿。暖气设施也不完备，冬天一直冷到骨髓。老婆恨不得争分夺秒搬出这种潮湿地方，但前面也说了，在罗马物色合适的房子比登天还难。我也抽时间到处找房屋中介商，在“住宅信息”那样的杂志上翻来找去，遗憾的是根本没找到正经货色。这样，直到最后也没能搬出马洛内先生的房子。老婆预言“住在这种地方准没好事”，在某种意义上真给她说中了。
住此期间，我写了、译了几本书，长篇小说《舞！舞！舞！》也得以完成。工作方面我想进展是顺利的，四十岁之前做的工作基本令人满意。但此外这个那个有许多无奈。
<h2>雅典马拉松和退票还算顺利</h2>
1987年10月11日
10月8日从罗马去雅典。
我去雅典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是参加10月11日举行的雅典马拉松，另一个是退掉今年春天由于雅典代理人的失误而未能乘坐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飞机票（雅典——罗马之间，两人四万七千日元）。原本说机场服务台早已准备好了机票，不料根本没有准备，以致必须新买正规的飞机票。在电话里再发牢骚也弄不出结果，遂趁参加马拉松之机直接去谈判。
先说马拉松。
雅典马拉松从马拉松村跑到市内，全程42.195公里，即原始马拉松距离，今年是第5届。作为赛事的传统虽说有所不足，但不用说，其来历不亚于任何地方，毕竟可以上溯至两千几百年之前。
不过，我对这马拉松的起源一向怀有疑问。首先，关于有传令者从马拉松村跑到雅典告知胜利这点，当时难道没有马？算是没有马吧，因为若有马就完全没有必要让传令者奔跑。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应该有马出现了。何以见得呢？因为过去我在历史书上看过骑在马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图片。如此说来，希腊的历史某个时期理应有马参与才是。原打算查阅一下究竟哪个时期，却因天天忙于琐事而不了了之。这种“如此说来”式的疑问，似乎大多如此不了了之。至于日本的飞脚[3]为什么不骑马以及日本为什么马车不发达，对于我也是个常年未解之谜。世上费解之事相当不少。
关于马拉松传说的第二个疑问：以长跑为业的传令者乃奔跑“专业户”，何以跑42公里就一下子跑死了？如今即使是业余跑手，42公里也不在话下。全程马拉松跑死人这等事还几乎没听说过。
其答案近年终于弄明白了。原来从马拉松跑去雅典的那个希腊人前一天已经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跑了个往返。他为了请求斯巴达人支援对波斯之战而携带亲笔信跑去斯巴达，然而固执的斯巴达人一口回绝，他又手拿回绝信急急赶回雅典，继而跑去马拉松战场，看准胜败趋势后又一次全速跑回雅典。这样，我也认为必死无疑。我坐大巴从雅典去过一次斯巴达，路上山连岭岭连山，烦不胜烦，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几乎没有平地，山高路险。坐大巴都那么累，跑个来回不累死才怪。具体不清楚，但单程我想有250公里，跑这单程的比赛每年也举行一次，遗憾的是眼下我已没有气力参加了。
好了，我参加的马拉松赛的正式名称叫“国际雅典和平马拉松”，是纪念一位名叫科利苟利·蓝芭基的田径选手举办的赛事。蓝芭基退役不当选手之后成为国会议员，作为和平主义者反抗当时的军事政权，1963年举办旨在和平的马拉松比赛，在跑的路上被捕，遭到殴打，翌月在塞萨洛尼基遇害。比赛宣传册上引用了他这样一句话：
“为和平而生是美丽的，为和平而死是尊贵的。”
这样的词句，当今日本人不至于说得出来。或许可以说说不出来本身即是和平，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词句我想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当然我也说不出。
总之就是在这一伟大志向之下举办的比赛。如果问和平跟马拉松有什么关系，我也答不上来，但若说我的个人感想，我觉得人在长跑时心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平和。跑过一定距离之后，渐渐懒得去想各种各样的事，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拼命跑就是。而和平那东西未尝不是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跑42公里也是这个比赛。六年前自己一个人反向从雅典跑到马拉松，因为必须赶在交通拥挤前跑出雅典。早上5点从雅典出发，在盛夏险些让人晕倒的酷暑中拼死跑到马拉松。时隔六年，这次在秋日阳光下倒过来从马拉松跑到雅典。较之雅典至马拉松，马拉松至雅典上坡要多一些。
在出发地点见到了前来参加的日本人团队。大老远组团来到雅典，日本也算是相当可以的阔佬。不过，大概到底过于遥远或费用过高，说是团队，其实一共才七个人：女性两人，七十多岁的长者四人，年轻男子一人。昨天刚到。我问长者们：“没因时差搞得晕乎乎吧？”“我们时不时去海外跑一圈，没晕过时差。”“困了就睡，睡不着起来就是。”他们回答。着实了得。
但开跑之后一个日本人也没见到，四周清一色欧洲人。我长期旅居国外也没怎么感到孤独，惟独这个时候深切感觉到了：啊，我在这里是异乡人，孤身一人！我身边奔跑着许多国家的人。当然有希腊人，还有意大利人。世界上大概最有闲工夫的加拿大人自然少不了。此外有德国人（这个地球上难道真有看不到德国人的地方）、身穿同样运动服的快乐的法国人、无比友好的北欧人、郁郁寡欢地默默奔跑的英国人。放眼看去，东方人仅我自己。当然旅行时也去了生来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小村庄，但那种地方即使一个人也感觉不出什么孤独。说来也怪，在这周围全是外国人的马拉松路上跑上三小时几十分钟，孤独感竟时不时扑胸而来。什么缘故呢？
不管怎样，我一路跑到了作为终点的雅典奥林匹克体育馆，所用时间仍不很理想（三小时四十几分），途中乳头被衬衫磨出血了（不但不雅观，还相当痛，这个），但终究坚持下来了，值得举起易拉罐啤酒庆贺。从日本带来的宝贝耐克鞋也表现不俗。好妙！
这雅典马拉松蛮有家庭气氛，不那么兴师动众，感兴趣的人不妨一试。路线自不必说，终点是光荣的奥林匹克体育馆这点也让人切实欢喜。只是，从日本赶来太远，因此保证身体不出毛病相当不易，再说由于希腊菜过于油腻，赛前如何摄取碳水化合物也是个难题。另外，进入雅典市内后的糟糕空气也让人吃不消。
马拉松完了，剩下的就是退飞机票。这个比预想的费事。哪个国家都一样，钱一旦给出就很难回来。但由于GNTO（瑞典政府旅游局）工作人员全力帮忙，加上我死缠活磨，两星期后总算从旅行代理店拿回了钱，我和老婆再次举杯庆贺。GNTO那地方，据我所知是世界上最友善的政府机关，工作效率高，完全为游客着想。如果在希腊出了麻烦事，尽管去找GNTO，而在意大利遇到麻烦，则快快死心塌地为上策。在意大利，一旦出手的钱花两百年也绝对回不来。因为纵然等上五百年，意大利的衙门也不可能有效运转。
这两件事办完后，我们开始去希腊北部悠然旅行。
<h2>雨中的卡瓦拉</h2>
从塞萨洛尼基乘大巴花三个小时来到卡瓦拉。已有年代的大巴长吁一口气似的翻过最后一道山脊，海面、港口和卡瓦拉出现在眼前。卡瓦拉准确发音为卡瓦——拉，是一座三面环山的不大的港城。和大多数希腊此类港城一样，海港入口的山丘上耸立着拜占庭时期又大又老的城堡，城墙炮眼中有生锈的大炮将炮口对准海港入口，城堡最高处迎风飘扬着蓝白两色希腊国旗。港口漂浮着几艘货船，渔船留下白色航迹向外海开去。
由于我是在神户长大的，来到如此地形的场所，不由感到一阵释然。有港口，有包拢它的小商业区，继而有山坡隆起，房屋像俯视港口似的往山顶排列开去——便是这样的场所。海与山之间的距离越窄越好。
卡瓦拉是在那不勒斯（Neapolis）这个名字下作为港湾城市从古代繁荣起来的。距卡瓦拉十五公里的西北方向曾有一座名叫腓立比（Philippi）的古代城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立普二世建造的），卡瓦拉好比它的门户。并且，卡瓦拉还作为圣保罗[4]初次在欧洲传播基督教的地点而闻名。圣保罗在特洛伊城时梦见一个马其顿男子为他献上祝福并这样说道：“请到马其顿去吧，并请解救我们！”圣保罗醒来后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远行。他把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揣进衣袋（开玩笑），领着两个弟子上船，先到萨莫色雷斯岛，之后在卡瓦拉登陆。如此这般，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开来。
但是，由于具有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地利之便，历史上卡瓦拉就好像门口的擦鞋垫一样屡遭磨难，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继而被诺尔曼人一把火烧光，接下去被拜占庭帝国并入版图，成为土耳其与基督教军队激战的最前线，结果被土耳其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独立——漫长的奋斗史。
我们到达的10月18日对于卡瓦拉城是重要的节日——1919年的这一天，此城从土耳其手里解放出来。希腊北部的城镇都如此拥有各所不同的独立纪念日，这是因为希腊军队是经过浴血鏖战后由西向东把自己的城镇一个个依序从土耳其军队手中夺回来的。这天，人们一大清早就穿戴得整整齐齐赶去教堂，向耶稣献上祝福，感谢解放与独立。
还有热火朝天的游行活动。我们傍晚走进街里的电影院，正看《芳心之罪》[5]（Crimes of the Heart）时，铜管乐队吹奏着虎虎生威的进行曲从电影院门前缓缓通过，以致台词好一会儿听不清楚。
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有挂着镰刀斧头党旗的共产党总部，其一楼有个小咖啡馆。我们常去那里吃早餐，毕竟便宜。在宾馆餐厅吃，一个人将近五百日元，而这里一百日元就能吃下来。刚刚烤好的奶酪饼加稠糊糊的奶油咖啡才一百日元，而且早上6点就开门了。咖啡馆是一对父母及其三十岁左右的儿子经营的。客人有渔民们和共产党员们（看样子大概是，没有细问）。在那里一边看福克纳——不过这福克纳的小说是资产阶级的呢还是非资产阶级的呢——一边吃早餐。周围时不时有客人吵起来。渔民对渔民，或者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抑或渔民对共产党员……Who Knows？[6]反正我是在此吃便宜早餐。
还有，不知何故，卡瓦拉是个面包好吃的地方，面包品种也和其他地方相当不同。走出共产党咖啡馆，我沿着拜占庭时代的旧城坡路散步。坡路到处有面包铺。从窗口窥看，师傅正在烤早晨的面包，味道也很好闻。一进门，里面出来一个小学生样的小孩，叫我等一下，说新面包马上就好。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灶前边擦汗边烤面包，爷爷和这个男孩卖。男孩把背包放在门口，帮忙干到上学时间（我每每佩服，希腊的小孩子们真是勤快，而意大利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样懒）。他是这个家中多少能讲英语的惟一人物，并以此为自豪。
“Good morning,What can I help you?[7]”他喜不自胜地向我打招呼。
我咬着老伯仔细用纸包好递给我的面包沿坡路爬上城堡，站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城墙上眺望大海和市容，然后穿过嘈杂的鱼市返回宾馆。
我们在这座港城逗留了四天，因为很中意这里。四天里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懒洋洋去电影院（《妙想天开》也是在此看的，蛮有趣的）、散步、坐在宾馆阳台上眼望港口、查看鱼市、在鱼市附近的海鲜馆吃喝、吃完继续散步，下雨就在附近超市里买一大堆葡萄酒和奶油饼干，闷在房间里看书。
时不时下雨。下雨天气在小餐馆阳台上看着雨吃鱼，蓦然觉得好像到了天涯海角。怎么回事呢？声音散不开，冰镇过头的白葡萄酒瓶浮起一层水珠，渔民们裹着黄色雨衣排成一列，解着色彩鲜艳的渔网的网结，黑毛狗以俨然葬礼勤杂工的姿势一阵小跑去了哪里。男服务生百无聊赖地一眼一眼扫着报纸。男服务生很瘦，蓄着魔术师一般莫名其妙的胡须。我一边吃着烤竹筴鱼，一边把隔着两张桌子前面那个身穿尼龙夹克的老伯形象素描在本子上。他极其无奈似的喝了半升葡萄酒，吃着鱿鱼，撕面包塞进嘴里。顺序有条不紊：喝葡萄酒、吃鱿鱼、把面包塞入口中。一只猫目不转睛地向上看着他。我用圆珠笔别无用意地把这位老伯素描下来。雨日的午后的确无事可干。
但感觉不坏。前面有港，后面有山，回宾馆房间有葡萄酒和奶油饼干。而且现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必须考虑的问题。马拉松跑过了，飞机票退掉了，小说写完了，下一部小说要等些时日才能动笔。
<h2>卡瓦拉驶发的客轮</h2>
在希腊，坐客轮常可见到军人。
至于他们坐客轮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也许前往驻扎地，或者利用休假回故乡也未可知。他们总是三至六人结伙行动。
不管怎样，乘船时的他们显得甚是放松，就好像几个要好的高中生出去住一晚上那样谈笑风生，甚至有点亢奋。
年轻的军人。较之年轻，说年少或许更合适。有的虽留有胡须，却因此更带孩子气。军人和警察看上去像孩子，换言之，即是说我上了年纪。总之，他们确实是一副少年的眼神。
他们身穿土黄色军装，做工甚为马虎，粗粗拉拉，质地如旧毛毯，给人的感觉就像因为不得不给他们穿点什么，所以军队做了这个发给他们。脚上穿的是似乎沉甸甸的长筒靴。便帽折起来夹在肩章里，背着和军装同一颜色的行囊。胸口衣袋里装着盒装香烟。可是，令人不忍的是，那军服全然不适合他们，不合身。
他们三个人靠着客轮甲板扶手，眼望卡瓦拉的港口。暮色正压向港口，渔船已亮起船尾的诱鱼灯。几分钟后轮船就要启航。
一个军人高得不得了，一个军人矮得不成样子，另一个不高不矮，胖墩墩的。如此三人并立一处，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出是军人，参差不齐，松松垮垮。不高不矮的军人从胸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一支叼在嘴上，又递给另外两个，分别点燃，于是三个橙黄色光点在暮色中各自画着圆形。他们一边吸烟一边乐不可支地说个不停，或“啊哈哈”放声大笑，或皱起眉头，或挥掌摆手，或显得害羞，或往谁肚子上轻轻来一拳。“万宝路”空了，矮个儿军人随即掏出一盒“骆驼”，又一起吸“骆驼”。无风，烟静静上升，轮廓缓缓消失。
不久，船舱广播响了，通知验票即将开始，要大家进自己的房间，他们这才撤离甲板。三人笑着或再次轻轻来上一拳消失在二等舱的房间中。此后我再未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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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怎么有这么多军队呢？
前不久，希腊和土耳其边境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希腊兵死了一个，土耳其兵死了两个。我从报纸上得知的。那是一次无谓的枪击事件。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开什么枪，谁谁跨入国境线的此侧啦、说了什么挑衅话啦，无非这个程度。结果有人开枪，对方还击，自动步枪的弹丸飞来飞去，死了三个士兵。希腊方面说土耳其兵先开火的，土耳其方面咬定希腊兵先射击的，两方的国民都只相信自己国家说的。
报纸上大大登出死亡的希腊兵照片（土耳其报纸也会刊登土耳其士兵的照片，不用说），一个十八九岁的英俊小伙子。他身穿军装，面带微笑，那长相让我想起常在客轮上见到的年轻军人。他到底为什么死的呢？
死的总是年轻人，他们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时就那样没命了。我已不年轻，去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见了很多人，有很多愉快的感受，也有很多不快的经历，并且这样想道：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人和人互相残杀都是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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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桌一个中年希腊人叫我看电视：“瞧呀，日本！”一等舱休息厅的电视新闻节目推出东京兜町证券交易所的光景：神情僵冷的人们有的叫喊什么，有的竖起手指，有的挽起袖口对着电话大吼大叫。但我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money、money[8]”，希腊人用只言片语的英语说，并做出点钱动作。看情形是股市暴跌了，但详情他的英语水平说明不了。（※后来明白，那就是那个“黑色星期一”。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光景，我就思索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在突尼斯旅行时知道1929年股市暴跌的。“简直就像远方的雷鸣”，他描写道。当然，“黑色星期一”作为规模无法同1929年的暴跌相比，但我仍记得当时某种不安稳的气氛。大概因为那时正思考着战争，从而使得股市暴跌和电视荧屏上人们痉挛的面孔在我眼里显得格外凶多吉少吧？）
新闻转为日本的首相如何如何。正值中曾根首相下台，政局正因继任人选问题照例变得兵荒马乱。少顷，竹下登的面孔出现在荧屏上。看样子竹下登当选首相了。我不甚知晓竹下登这个人，但竹下登从荧屏上给我的印象可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时候英语真是再方便不过：unimpressive[9]。
新闻节目结束后，开始放录像带电影。约翰·米里厄斯（John Milius）的《赤色黎明》。
我用军用小刀削了个梨当晚饭吃，还嚼了奶油饼干，喝了几口水壶里的白兰地，随后翻开福克纳。船轻轻摇晃。电视里传来自动步枪的射击声。美国的少年们正以攻进家乡的古巴兵为对手展开游击战。我合上书，回房间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