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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甲申国变</h2>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裂之剧变，江山易主，坐困北京的大明王朝、坐大盛京（沈阳）的满清、盘踞西北的李自成及张献忠，几方征战多年，终于在这一年尘埃落定。
甲申1644年，是——
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
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的一年。
虽然大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已经连续烂了六七十年，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几十年，虽然农民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然直到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胜负成败的关键时刻。
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兵不血刃地攻下了大明京师北京城，大明皇帝崇祯于煤山自缢身亡。
1644年四月，山海关外的满清辫子军接受前大明骁将吴三桂的邀约，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皇帝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年仅六岁的皇帝福临轻而易举地登上了紫禁城中明朝十余位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一手拉开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的序幕。
1644年八月，张献忠带兵挺入四川，攻陷成都，并于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
以纪年而言，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继续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
这就是惊心动魄的甲申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的甲申，几方逐鹿中原之势力均以“顺”字为标识：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第一个年号称为“顺治”，福临亦被称为顺治皇帝。
《礼记·礼运第九》云：“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顺民心者得天下，几方同时高举起“顺”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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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冲冠一怒为红颜</h2>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明军精锐早已损耗殆尽，根本无力抵挡李自成兵锋。大顺军一路势如破竹，直入中原，逼近畿辅，对大明京师北京构成严重的威胁。
无将可用、无兵可派的崇祯皇帝在徘徊许久后，终于着手采用饮鸩止渴的最后一步棋——飞檄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吴三桂以骁勇善战著称，其部亦是大明最后一支劲旅，但吴氏率军入关[1] ，也意味着大明撤去了最后一道防线，将辽东拱手送给了女真人。
当年三月，崇祯皇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并起用吴父吴襄提督京营。由于明廷已有明确放弃关外土地之意，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均跟随吴三桂进关。
明朝死敌满清果然闻风而动，摄政王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几近倾国之力，连女真人自己也称：“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辽东明军在平西伯吴三桂及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下，于三月十三日进入山海关，驻扎于永平府[2] 。然吴三桂等人还未来得及赶赴京畿面圣，李自成已兵不血刃地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亦在满腔愤恨中绝望自杀[3] 。
局促在关内的吴三桂，立时处于一个微妙而尴尬的夹缝位置——山海关外，满清多尔衮正率大军南下；山海关内，李自成几十万大军近在咫尺。而吴三桂手中只有不足五万人马，无力与任何一方抗争。况且崇祯皇帝已上吊自杀，明朝不复存在，于他而言，可走之路只有两条——要么降顺，要么降清，且不容迟疑，时势迫其必须立即作出选择。
此时的局面是：李自成已占据北京，即将成为新王朝的新皇帝，于普通人看来，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已，最常见不过。除此之外，吴三桂父亲吴襄及其在北京的家眷亦已落入李自成之手，要保全亲人性命，降顺势在必行。
但吴三桂与满清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舅父祖大寿及兄长吴三凤早已投降满清，满清皇太极执政时，更是反复招降过吴三桂，除了祖大寿、吴三凤等亲属、旧谊招降信源源不断外，皇太极本人亲自两次致书吴三桂，劝其“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但吴三桂并没有接受。
即便盘算清了哪种选择更有利，吴三桂还是表现出职业军人的素养，没有立即作出选择，而是不断派出探报，窥测形势及方向。
谁也料不到的是，历史将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写。
李自成进北京后，大肆拘禁明朝文武百官，以种种残暴手段勒索财物，名为“助饷”[4] ，吴三桂之父吴襄也未能逃脱此命运。大顺将领刘宗敏抄了吴襄的家不说，还将吴三桂爱妾陈圆圆据为己有。
陈圆圆本为江南名妓，殊色秀容，花明雪艳，能歌善舞，色艺冠时。其人归于一介武夫吴三桂，内中亦有一段跌宕起伏之故事——
明朝末年，明廷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内有起义军风起云涌，外有满人虎视眈眈。而紫禁城后宫亦不平静，田贵妃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中脱颖而出，宠冠六宫。周皇后不甘心受到冷落，然其样貌、风度确实远远不及田贵妃。她思虑过后，便派父亲嘉定伯周奎去寻觅一位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引入皇宫，好与田贵妃争宠。
周奎身负秘密使命来到江南，四处探访，终于选中了两名女子，一是柳如是，二是陈圆圆。二姝均有倾国倾城之貌，香姿玉色，神韵天然，且各有所长——柳如是才气纵横，有林下之风[5] ；陈圆圆歌舞出众，人云“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
然彼时柳如是、陈圆圆俱已名花有主，柳如是与文坛盟主钱谦益相恋，陈圆圆亦已与复社名士冒襄私下定情。二姝虽出身风尘，却因心有所属，不愿意成为皇帝的女人。钱谦益虽因党争而失意于官场[6] ，却是名副其实的东林党党魁，影响力不容小觑。在他亲自出面斡旋之下，柳如是得以解脱。
陈圆圆得知自己被周奎选中后，亦是惊慌失措，立即向情郎冒襄求助。
冒襄字辟疆，江苏如皋人，出身望族，其父冒起宗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督理七省漕储道。冒襄幼有俊才，负时誉，名入“复社四公子”之列，是当时著名的才子。其人号称“天下第一美男子”，时人称冒氏“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风流俊赏，声名更在其父之上。南京名妓董小宛是秦淮河上有名的冷美人，第一次见到冒襄，便对其一见倾心，不惜放弃自尊，低三下四地主动追求，足见其人仪表风度之出众。然冒襄因早已与陈圆圆定情，对董小宛的示好只是视而不见。
只可惜乱世之际，有情人多难成眷属，陈圆圆将周奎欲选己入宫一事告知情郎后，冒襄大惊失色。他虽有些名声，究竟只是一介布衣，如何能与主宰天下的崇祯皇帝争女人？于是当机立断销声匿迹，当了缩头乌龟。陈圆圆由此被送入紫禁城中，开始了跌宕起伏之人生，最终落得“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冒襄失去陈圆圆后，董小宛乘虚而入，以为可以凭借柔情赢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欢心。冒襄虽然也与董小宛应酬来往，却并未动真心，始终不肯出资为董小宛脱籍，甚至为躲避佳人狂热追求而远走他乡。董小宛热脸碰了个冷屁股，却依旧矢志不渝，表示非冒襄不嫁。后来还是柳如是实在看不过眼，仗义出手相助，请钱谦益出面出资为董小宛赎身，又将其送至冒襄居处。冒襄无可推托，这才不得已将董小宛收为姬妾。
有意思的是，民间一直有传闻说——令大清顺治皇帝神魂颠倒而不惜得罪所有人的董鄂妃，便是冒襄之侍妾董小宛[7] ，爱妾为满清皇帝所夺，这正是冒襄宁死不能降清的缘由[8] 。
如果传闻为真的话，这位为无数女子倾慕的第一美男子亦可谓世间最悲苦之人——情人陈圆圆被大明崇祯皇帝多夺，侍妾董小宛则被大清顺治皇帝霸占，而他最后爱上的女人吴琪死不肯与他在一起[9] 。
再说陈圆圆。其人以周奎义女身份入宫时，正值崇祯皇帝内外交困、身心俱疲——内有起义军风起云涌，外有满人虎视眈眈，大明王朝摇摇欲坠——根本没有心思另结新欢。周皇后见皇帝对陈圆圆并不动心，只好打发她回了周府。
某日，辽东总兵吴三桂回京奏事，公务之余，到国丈周奎家中做客，一眼相中了陈圆圆。彼时吴三桂手握重兵，在明廷有举足轻重之势，周奎正想要着意结纳，便将陈圆圆送给了吴三桂。
吴三桂得到陈圆圆后，极尽宠爱之能事。吴氏正妻张氏貌丑而悍，吴三桂对其颇为忌惮，不敢携陈圆圆至辽东，只将爱妾留居京都，与父亲吴襄住在一起，这才有了后来陈圆圆为大顺将领刘宗敏所夺之事。但刘宗敏也未能坐拥佳人，李自成听说陈圆圆有之美貌后，即派人向刘宗敏索走，收陈圆圆入内室，预备立为妃子。
此时的李自成，并未完全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也意识到驻扎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劲旅，派明降将唐通招降吴三桂。又召来吴襄，命其写信招降吴三桂。信中说：“尔以君恩特简，得专阃任，乃怯懦观望，使西兵长驱。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尔君已逝，尔父犹存。呜呼！识时务者，可以知所变计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犹全孝子之名。”
正在观望中的吴三桂听唐通“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怦然心动，遂决意投靠大顺政权。大局由此而定。李自成派唐通接管了山海关，又召吴三桂入京。
三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三天后，吴三桂派人在永平府张贴告示，称：“本镇率所部军队前往北京朝见新主，所过之处一定秋毫无犯，地方百姓不必惊恐。”所谓“新主”，即指李自成。此告示等于公开表明吴三桂将向李自成投诚。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率部往北京进发。行至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玉田县时，吴三桂遇到了自北京逃脱的仆人，得知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刘宗敏所掳，登时勃然大怒，奋声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下人！”决定转变态度，以武力对抗李自成，此即世人津津乐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形势从这个时候开始陡转急下，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整个转折点则因一个女人而发生。
吴三桂骤然变卦后，即带领部将直奔山海关，突袭唐通，重新占领了山海关。唐通率领残部，撤往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
但唐通败走并不代表终极胜利，更大的考验即将到来。山海关地区彤云密布，笼罩着高度紧张的战争气氛。时人士佘一元有《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生动记述了当地百姓的惶惧不安。
在“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的局面下，吴三桂自知无力与李自成大军争锋，决意倒向满清一方，派人给摄政王多尔衮送信，以大明忠臣的形象，请求满清出兵为崇祯皇帝报仇。回报是，承认满清已经占领的辽西为满清所有，另有“大利”奉上[10] 。
再来看看满清多尔衮这边的动向。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大军进逼大明京师后，即率大军南下，欲趁火打劫。在行军路线上，多尔衮采纳了明降臣洪承畴的建议，准备避开山海关，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
行途中，清军遇上了吴三桂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二人携带着吴三桂的求援书信。吴三桂在信中称多尔衮为“盖世英雄”，请其速速出兵，“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
彼时消息不通，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书信时，方才得知崇祯皇帝已然上吊自杀，大明王朝不复存在，而今占据紫禁城金銮殿的是农民军大顺首领李自成。
形势乍变于呼吸间。昨日的对手变成了猛兽，更强大的敌人出现了。
多尔衮果断决定，大军掉头，急行军转向山海关，且由入侵的外敌，摇身变成了为明讨贼的义师。
北京城中的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的消息后，一面命由吴襄出面，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准备武力平叛。
四月十三日清晨，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及吴襄等人，表明李自成仍有心通过君、亲之义来招降吴三桂。
直到这个时候，李自成还不知道满清多尔衮大军已将接近山海关，胜利、权力骤然而至，他早已忘记了关外还有一支清军，亦对大明江山虎视眈眈；他更不知道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早已不复存在。
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时，再次派人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另外，又派使者去见李自成，试图拖延时间。
大顺军行至三河县时，遇到了吴三桂使者。来人称吴三桂仍愿意投诚，请求缓师。这当然只是吴三桂的缓兵之计，好等到满清援军到来。仅此一节，便可看出吴三桂两面三刀、擅玩权术的一面。
而在此关键时刻，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李自成竟然天真地相信了吴三桂，派明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部尚书的官衔去山海关与吴三桂谈判，并下令大顺军停止进军。
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以抵达。大顺军四月十三日出发，在三河县遇到吴三桂使者后，便放慢了行军速度。等了两日后，李自成不见王则尧归来，心中起疑，这才下令继续向山海关进发。大顺军抵达山海关时，已是四月二十日。
此时，吴三桂已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布防，做好了作战准备。
就在同日，满清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第二封催促信，为防大顺军抢先占领山海关，立即下令兼程前进。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途中，与已投降李自成的唐通军相遇，唐军被歼灭，唐通逃脱，后降清。
四月二十一日晚，清军到达山海关关城十里处。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军正在激烈鏖战之中。多尔衮没有立即下令投入战斗，而是坐观其变。
再回到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点），山海关战役于此时开始。李自成恼恨吴三桂首鼠两端，决心全歼关辽兵，不留后患，是以全力以赴，不但派大军包围了吴三桂军，还派兵截其后路，防其逃出关外。而吴三桂军也下决心与大顺军死战到底。
双方激战一昼夜，到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损失惨重，已有不支之势。
而多尔衮率大军进至离关城仅二里处，却依然不发兵援助吴三桂，只在欢喜岭的威远台上观战。
到了此时此刻，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强敌李自成，以及关外按兵不动的多尔衮，吴三桂的处境和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知道他已经无法掌控局势，除了投降满清，再无其他自保之路。于是，最初延请清兵相助的初衷完全变了质，吴三桂也由此被后人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开关延敌的民族叛徒。
十万火急下，吴三桂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求见多尔衮，请求清军立即参战。形势逼迫下，吴三桂同意在平定李自成后，整个中国都将属于多尔衮之“贵国”，并杀白马黑牛立誓，且按满族习俗当场剃发，等于接受了多尔衮的招降。多尔衮则许诺将皇太极的女儿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折箭誓为婚姻”。
双方达成协议后，多尔衮遂下令清军入关。当时大风扬尘，风沙猛烈，能见度极低，兼之大顺军与吴三桂军激战一昼夜，进攻稍见松懈，清军得以从容布阵，随即呼啸出击。大顺军见强敌忽现，虽拼死抵抗，但远远不是以逸待劳的清军的对手，阵容大乱，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督战的李自成见败局已定，急下令撤退。
风沙利于清军布阵，也给了大顺军撤退的良机，直到风沙减弱之后，清军才知道敌军已被击溃。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命运多次青睐了李自成，然因为他在山海关丧失了机遇，最终与历史擦肩而过。
如果李自成早一两天抵达山海关，那一战便不是那个结局。他对整个局势缺乏大局观，不但对吴三桂判断失误，亦从未料到满清会迅疾介入。仅从这一件事上，就知道在群雄并起的动荡时刻，李自成坐不了天下。
而山海关之战不仅扭转了李自成个人的命运，亦号称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战。
当时吴三桂军约为五万，李自成所率大顺军大约十万，多尔衮部在七万左右。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将士及马匹均披甲胄，异常坚硬，百步之外箭矢无法洞穿，号称“铁骑”。吴三桂军则是明军精锐，与满清对抗多年，亦是骁勇善战之辈。大顺军大多是新加入的农民，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素质远远不及二者。但大顺军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虎狼师”，平时杀俘虏以其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日，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后，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将士骑这种马冲锋陷阵，往往攻无不克。
在这种形势下，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吴三桂投降李自成，则大顺军兵力约为来犯清兵一倍，且能仗着山海关要隘御敌于关外；如果吴三桂叛投满清，双方优劣对比和局势就完全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兵力数量上也占了优势。也就是说，风云际会中，满清和大顺军隔关对峙，吴三桂意外成为直接影响中国局势发展的关键人物，对于明朝灭亡后究竟是由大顺还是满清朝廷统治天下关系重大。
最终的结果是，吴三桂投向了满清，就此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大顺军后来的命运几乎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而满清则在入主中原上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
而这一切的起因，竟是那个名叫陈圆圆的女子[11] 。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吴三桂对时局的巨大影响力，还将持续到康熙一朝。
李自成吃了败仗后，退兵途中便将吴襄处斩。等回到北京，又杀了吴三桂家眷三十四口，只留了陈圆圆一人。
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时就率领军民正式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赐玉带、蟒服、鞍马、弓矢等物。
诗人吴伟业[12] 有《圆圆曲》叹息道：“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吴三桂因陈圆圆而背父弃君，以全家成灰的代价，终换来“一代红妆照汗青”。
败回北京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但很快又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
吴三桂得胜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北京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降清，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街市有歌谣嘲笑李自成道：“自成割据非天子，马上登基未许年。”
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没有人想到除吴三桂外还会有别人来占领这座城市，甚至当人们听说有一支“大军”由东而来，而且有人说看到了齐化门外贴有题以“大清国”字样的布告之时，人们仍没有料到会是由清军来占领此城。
五月初一，士绅官吏耆老出城数十里迎接，昂然而来的不是明太子，而是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众人大为震惊，有偷偷溜走者，有惶惑无措者。少数官员则迅速默认现实，将错就错地将多尔衮迎入北京。
多尔衮从朝阳门经正阳门进入皇宫。因紫禁城大部已被李自成撤退前纵火烧毁，多尔衮便将摄政王府设在未遭火焚的武英殿中，一边派遣各路军队出京追击李自成，一边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人心，稳定局势。
当时满清显贵均提议在北京城大肆屠戮，然后带着战利品返回关外。多尔衮力排众议，决策定都北京，并派遣心腹到沈阳去迎接顺治皇帝。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抵达北京，由正阳门进城，入住紫禁城武英殿。十月初一，顺治至天坛祭天。十月初十，在皇极门颁布即位诏书，表示他是君临天下的皇帝，满清正式开始统治中国。
这就是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的1644年。短短一年间，明朝和农民军相继败亡，实令人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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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h2>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在南方陆续建立了一些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五个政权加起来前后共历十八年（1644—1662年），通称为南明。
其中弘光、隆武和鲁王三个政权均只维持了一年，绍武政权仅存四十一天。而永历政权之所以存在了十六年，盖因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而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关系较浅[13] 。限于篇幅，本节重点讲述弘光政权，其他将会相关之处一带而过。
甲申之变后，崇祯皇帝自尽，大明王朝覆灭，满清轻而易举入主北京，但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由明朝势力控制。明朝为两京制度，南京作为陪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套政府机构，有独立的六部和五军都督机构，只不过诸司印信全都移至北京，没有实权。
1644年初，当李自成率大顺军进逼北京时，在南京吏部任职的复社巨子陈子龙已预料到京师难保，说服江南巡抚郑瑄秘密上书，建议崇祯皇帝送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做好监国准备。同时，南京畿道御史祁彪佳[14] 亦开始招募水军，以拱卫江南。
有远见的不独陈子龙，翰林学士李明睿甚至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迁都南京。崇祯皇帝脸色立变，迟疑了一会儿，才应道：“此事重，未可易言。”
李明睿便以南宋迁都临安为例，讲了一通道理。崇祯皇帝似乎有些动心，但因有其他大臣在场，又不便明言，遂令李明睿等人退出。
当晚，崇祯皇帝单独召李明睿进宫，问及南迁的细节。李明睿称当务之急是要招募一支护送皇帝南下的新军，但朝廷拿不出这笔开支，除非皇帝动用自己的小金库。李明睿大着胆子道：“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
崇祯一听说要自己掏腰包，便很不高兴，于是这次秘密召见不欢而散。
然而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居庸关时，十五岁的太子朱慈烺都意识到北京保不住了，迁都之议再起，不过这次是明面上的，而且与李明睿之提议大有分别——
朝中以左都御史李邦华为首的大臣主张送太子朱慈烺南下，于南京监国，而崇祯皇帝该当留守北京，肩负守卫社稷之责。这其实是要求崇祯自我牺牲。崇祯迫于形势，只得装腔作势地道：“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话一出口，又忍不住道，“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满腔怨恨之意，溢之言表。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见皇帝不高兴，立即挺身而出，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言辞极为激烈。众大臣揣摩圣意，亦掉转风向，纷纷附和。
然而崇祯皇帝愈加愤怒，因为他的本意是想自己南下，令太子留守北京，不想这帮愚蠢的大臣会错了意。于是，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称：“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
皇帝越说越气，当场下令将李明睿处死。还是光时亨出面求情，崇祯才就此作罢，但“南迁之议寝矣”。
到了三月，时局愈加不利，崇祯不得不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召吴三桂入关勤王。大臣们遂再次联名上书，请送太子朱慈烺至南京，督率江南军事。崇祯还来不及回答，光时亨便大声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15] ？”
言外之意，是暗示请送太子朱慈烺南迁的大臣在密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退位。众大臣惶然失色，“遂不敢言”，再无人敢提南迁之事。
崇祯既不同意迁都，也不遣太子及重臣去南京，这一决议对后来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入主北京时，完整接管了大明中央政府，将一大批精英官吏收于麾下。后来满清能迅速统一中国，站稳脚跟，也是得益于这批汉人官吏。
大顺军进逼京畿时，南北交通中断，明廷消息亦无法发出。1644年四月初一，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发布“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檄，预备率兵渡江，北上勤王。不出几日，便得到了崇祯皇帝已于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尽的消息。当时人们还不敢相信，只以为是流言。直到四月十七日，大学士魏炤自北京逃出，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震惊之后，南京大臣亦很快意识到，要延续明朝命运，需立即立一位新皇帝。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包括太子朱慈烺在内，均落入大顺军之手。李自成败出北京后，三位皇子均下落不明，极可能已为大顺军加害，大臣们遂将目光投向明宗室子弟。当时有不少明朝宗室为避战乱而来到南京，如万历皇帝朱翊钧之孙福王朱由崧、隆庆皇帝之孙潞王朱常淓等。于是，各方各派出于各自利益，再次上演明朝末年党争的一幕。
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支持立潞王朱常淓，认为其人贤明谨慎。凤阳总督马士英则拥立福王朱由崧。福王名声很差，号称“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与崇祯血缘最近。立贤派与立亲派产生了激烈冲突，南京大臣大都卷入其中。然马士英棋高一着，拉拢了握有兵权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诸将领。南京廷臣集议时，“吏科给事中李沾探马士英指，面折吕大器。马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福王之立，基本上就是一次军事政变。
令人意外的是，本可左右大局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始终置身事外。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弟子，本该支持钱谦益等人立潞王朱常淓，但他出于大局考虑，担心舍亲立疏会引起更大的风波，于是在这场贤亲角逐中保持了沉默，最终默认了福王之立。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马士英等拥立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宫殿虽然有皇族及大臣驻守，却日渐趋冷。至崇祯年间，因历代水患、风宅及大火，南京皇宫已相当破败，三大殿荡然无存，群臣勉强修缮了武英殿，迎朱由崧入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在在武英殿即位，年号“弘光”，是为弘光皇帝。
这位弘光皇帝果然不负其声名，一登基便急不可待地沉溺于酒色，“帝深居禁中，唯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亦由此被人称为“暗弱”的典型。
除了在苏州、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区大肆选美之外，弘光还派人四处捕捉癞蛤蟆，以剥取蟾酥制作春药。内监们公然打出“奉旨捕蟾”的旗号，民间因而称弘光为“虾蟆天子”[16] 。
弘光政权从一开始便是党派斗争的产物，马士英因拥戴有功，开始把持朝政，扶植亲信阮大铖。阮大铖与东林、复社积有极深的宿怨[17] ，一上台大肆铲除异己，名士如侯方域、冒襄都曾遭其逮捕迫害，就连兵部尚书史可法亦被排挤出朝。时人有歌谣唱道：“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东林、复社人士为求自保，转而求助于大将左良玉，左良玉世镇武昌，拥有数十万重兵。马士英、阮大铖则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双方针锋相对，各自兴风作浪，为争夺权势而出尽全力。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令这一小朝廷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根本无暇北顾。而满清豫亲王多铎却是马不停蹄，攻破西安、击败劲敌李自成后，又立即分军南下。
就在满清大军南下、形势危急之际，镇守武昌的左良玉竟发兵南下，声称要“清君侧”“除马阮”。主持朝政的马士英不但不予以安抚，以共对强敌，反而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有人抗言道：“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怒道：“有议守淮者斩。”
朝议之后，由弘光皇帝下诏，令督师在外的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拱卫南京、对抗左良玉。
这一内讧的最终结果是：左良玉于途中病死，其部为黄得功等人击溃，残部后投降清军。史可法得知消息后，又率军回师扬州。此时，满清多铎大军已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孤军抵抗数日后，以身殉国。
扬州是清军南下时遭遇顽强抵抗的第一座城池，为杀一儆百，满清进行了疯狂大报复，烧杀抢掠持续十天，“城中积尸如乱麻”，扬州军民除少数破城前侥幸逃出者以外，余人几乎全部惨遭屠杀，是为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十日”。
史可法亲信幕僚王秀楚为极少数幸存者之一，他根据亲身经历著有《扬州十日》记录其事：“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借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扬州顿成人间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面，是百姓不知反抗、引颈受戮的场面：“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
到五月初四日，天色放晴，屠杀始止。“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寺院僧人焚化积尸，“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
唐诗人杜牧有诗描绘扬州云：“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至此，二十四桥均化作了灰烬。
史可法养子史德威被清兵擒获，其身上携有史可法生前写给满清豫亲王多铎的信，作为对多铎之前招降的回复。信中道：“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
多铎读信后颇为动容，下令释放史德威，令其入城为史可法安排后事。当时扬州城中处处积尸，尸体被雨水浸泡，大多腐烂，无法辨认。史德威只好以史可法冠服及笏板代尸，安葬在扬州天宁门外的梅花岭，此即为至今尚存的史可法衣冠冢。
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因英雄忠义之气，衣冠冢遂成胜迹，备受敬仰，凭吊者不计其数，史可法亦被认为是仅次于文天祥的民族英雄。
史可法死后，明军毫无斗志，多数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次日便渡过了长江天险。
五月初十夜，弘光皇帝带着马士英等少数心腹秘密出逃。次日，群臣才发现皇帝不见了，于是也逃的逃，走的走。以南京守备赵之龙为首的重臣经紧急商议后，决定降清，派人前往清营接洽。五月十五日，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明重臣赵之龙、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
南京作为大明开国之地、两京之一，一度被天下人看作复兴中心，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后人孔尚任有诗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逃走的弘光皇帝在途中与马士英失散，最终被追兵擒获，后解送北京处死，南明弘光朝就此覆灭。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偏安于一隅，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苦苦支撑，风雨飘摇，一百五十二年后，才亡于彼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蒙古。而弘光朝初建之时，控制着半壁江山，且多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之地，各方面条件、状况远远胜于靖康末年，在人力、物力上，也要优于满清及大顺政权。可惜的是，党争、内讧、腐朽，汉民族最悲哀的种种，均在这一时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弘光小朝廷亦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速亡政权，仅存一年。往事南朝一梦多，兴亡转瞬闹秋虫，历史只在瞬间改写。
弘光朝覆灭后，马士英被视为罪魁祸首，如大名士张岱指责道：“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img alt="" src="/uploads/allimg/200410/1-200410134222P4.gif" /> 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这也是时人的普遍看法，马士英因而被南明唐、鲁两王势力拒之门外。他遂盘桓于浙江一带，仍不断参加反清活动，事败后逃入了四明山，削发为僧，后被清军搜获，不屈而死。
张岱是天下有名的花花公子，“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然清军占领江南后，他断然放弃了享乐，奔去鲁王麾下。不久鲁王政权覆灭，张岱不肯剃发作满清的子民，遂披发入山，变成了野人。又花费心力，编撰了一部《石匮藏书》，详细记述了明朝历史，好让世人以史为鉴，正如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
并不是所有人像钱谦益那样卑微投降，也不是所有人像张岱那样归隐山林，江南不少士人选择了自杀殉国的方式，但也有人选择了积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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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剃发令</h2>
东林党魁钱谦益以南明重臣身份举城投降时，曾告知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道：“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意思是江南民众不会激烈抵挡清军。
事实也如钱谦益所言，清军占领南京后，派出使者招抚江南各地，南直隶各府县大多纳土投降，各地乡绅还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清军由此顺利控制了江南。清廷以为大局已定，下令多铎等回师北京。偏偏在这个时候，摄政王多尔衮下了一道态度强硬的“剃发令”，下令所有汉人必须剃发：“文武军民一律剃发如满族式样，不从者治以军法。”[18]
“剃发令”下达后，处处可见清军兵勇带着剃头匠，挑着担子巡行在城镇乡村，担子上挂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粉牌，见人便捉，再强行剃发，留金钱鼠尾辫。
中国以家族宗法为根本，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衣冠束发”是汉人的外在标志，延续了几千年。剃发令一出，触及了汉人士民的底线，“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风起云涌的抗争就此而起，原本已经降服的地区纷起反抗，江南大地顿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清江阴知县方亨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令书吏书写告示，令百姓剃发。书吏写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句时，义愤填膺，将笔扔到地上，道：“就死也罢！”当场辞官离去。消息很快传遍全城，人们群情激愤，均不肯剃头。
方亨大为恐慌，忙派人上报常州府，请求派兵来，“多杀树威”。信使出城时被民众截获，江阴百姓遂自发组织起来，将方亨逮捕，推原任典史阎应元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正式反清。
阎应元入城后，盘点了全城户口人数，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分派到四门守城。
清军很快得到消息，统帅多铎根本没有将江阴小城放在眼中，派出三百人马前去镇压，结果三百人被阎应元率领的军民尽数全歼。
多铎大为愤怒，再派明降将刘良佐进攻江阴。刘良佐原为江北四镇之一，曾被弘光皇帝封为广昌伯，清军南下时不战而降。他麾下有数万军队，尽是南明精锐，包围江阴县城后，却是屡攻不利。刘良佐亲自到城下劝降，阎应元掷地有声地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
多铎见刘良佐久攻江阴不下，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带红衣大炮助攻。阎应元率领军民在极度不利的状况下扼守危城，坚持了八十天后，终被清军红衣大炮轰塌城东北角，城墙崩塌，城池由此而破。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自杀，被清军及时从水中拖出，因不肯投降遇害。
清军出于报复目的，大肆屠城，两日后才“出榜安民”，此时，江阴城中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将近七万军民死于清军的血腥屠杀中。然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小吏的身份，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临危不惧，力战强敌近三月之久，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时人有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在江阴百姓抗清同时，嘉定也因抗拒剃发而起兵。当地乡绅侯峒曾带领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联合进士黄淳耀及其弟黄渊耀号召民众反清复明，于城上树立白旗，写着“嘉定恢剿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