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听过说明了。是个简朴的葬礼。”
“很好。”律师说,“那正是令尊的希望。一切都尽量简朴地收场。葬礼费用从存款中拨出,医疗费用等也用令尊住进这处设施时一次付清的保证金支付。不给您增添任何金钱上的负担。”
“不欠任何人的情,是吗?”
“正是。一切都在事前支付完毕。另外,千仓镇邮局里令尊的账户还有余款,将由身为儿子的您继承。需要办理户名变更手续。那时需要令尊的户籍注销证明、您自己的户籍页以及印鉴证明。请带好这些直接前往千仓镇邮局,必须由您亲笔填写相关文书。这些手续相当费时间。您也知道,日本的银行呀邮局呀对公文格式实在挑剔。”
律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很大的白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
“关于财产继承问题,我要转告您的就是这些。虽说是财产,但除了这笔邮政储蓄,生命保险、股票、房产、宝石、书画古董之类一样也没有。非常明白易懂,或者说,非常省事。”
天吾默默点头。这完全是父亲的做派。但要继承父亲的储蓄存折令天吾感觉郁闷。那心情就像要接过几块摞在一起的又重又湿的毛毯。如有可能,他不想接受这种东西。但面对这位头发浓密像个老好人的胖律师,这样的话他说不出口。
“另外,令尊还把一个信封交给了我保管。今天我带来了,想交还给你。”
那只鼓鼓的茶色大信封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胖律师把它从黑色文件包中取出来,放在桌子上。
“这是川奈先生刚住进来,我跟他面谈时,他交给我保管的。那时候川奈先生,呃,神志还十分清醒。当然不时也会出现混乱,不过生活上大致没什么困难。他告诉我,如果他去世,就把这个信封交给法定继承人。”
“<b>法定继承人</b>?”天吾有些吃惊,说。
“对,法定继承人。令尊没有提到具体的人名。但说到法定继承人,具体地看就只有天吾先生您了。”
“据我所知,应该是这样。”
“那么,这个,”说着,律师指着桌子上的信封,“就该交给您了。能否请您在收条上签个名?”
天吾在文件上签了名。放在桌子上的茶色事务信封,望上去过于缺乏个性,充满事务性。正反面都没有写字。
“我想问一下。”天吾对律师说,“家父当时对我的名字,也就是川奈天吾,连一次都没有提到吗?也没提‘儿子’这样的词?”
律师思考这个的时候,又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然后简短地摇摇头。“没有。川奈先生始终用的是<b>法定继承人</b>这个词。别的表达一次也没用过。我有些奇怪,所以记得很牢。”
天吾沉默不语。律师安慰般说道:
“但说起法定继承人就只有您一个,这一点,呃,川奈先生自己也一清二楚。只是在商谈过程中,他没有说出您的名字而已。莫非您有什么担心的?”
“担心的倒没有。”天吾说,“家父原来就有点与众不同。”
律师似乎放下心来,微笑着轻轻点头,然后将新开具的户籍副本塞到天吾面前。“因为有这种疾病,为了防止出现法律手续上的差错,我冒昧地查了户籍。根据记录,天吾先生是川奈先生唯一的孩子。令堂在生下您一年半后过世了。之后令尊没有再婚,独自一人把您养大成人。令尊的双亲与兄弟姐妹都已过世,您是川奈先生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律师站起身,说了几句哀悼的话,回去了。天吾独自坐在那里不动,望着桌上的事务信封。父亲就是血脉相连的亲生父亲,母亲<b>当真</b>已经死去。律师是这么说的。恐怕这就是事实,至少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但他觉得,事实越是明白无误,真实便越加渐行渐远。为什么呢?
天吾回到父亲的房间,坐在桌前,试图剥掉茶色信封那严严实实的封缄。这只信封里也许藏着解答秘密的钥匙。然而这并非简单的工作,剪刀也好刀片也好,其他代用品也好,房间里都找不到。只好用指甲把胶带一点点剥掉。一番苦斗之后打开信封,里面又分装着几只信封,每只都封得严严实实。完全是父亲的做派。
有一只信封里装着五十万元现金。崭新的万元钞票正好五十张,用薄纸包了好几层,还有一张写有“紧急用现金”的纸条。货真价实是父亲的字。字很小,一笔一画写得一丝不苟。大概是说万一需要支付预想之外的费用,就动用这笔钱。父亲预料“法定继承人”手头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
最厚的信封里塞满了旧剪报和奖状之类,都是关于天吾的东西。小学时他获得的算术比赛优胜奖状,报纸地方版上登的新闻报道。排成一列的奖杯照片。艺术品一般优秀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全是最高分。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证明他是神童的辉煌记录。天吾身穿柔道衣的中学照片,他拿着奖旗在微笑。看到这些,天吾深感震惊。父亲从NHK退职后,便搬出了之前一直居住的公司宿舍,搬进同在市川市内的出租公寓,最后来到千仓这家疗养院。孤身一人多次搬家,身边的东西几乎没有留存下来。而且他们父子关系长期以来冷到了极点。尽管如此,父亲却无比珍惜天吾“神童时代”的辉煌遗物,随身带来带去。
另外一只信封里,装着父亲NHK收款员时代的各种记录。他作为年度成绩优异者受表彰的记录。几张朴素的奖状。可能是公司旅行时和同事一起拍的照片。旧身份证。养老金与健康保险的支付凭证。还有几张不知为什么要保存的工资明细单。支付退职金的相关文件……连续三十多年任劳任怨地为NHK卖命,那金额却少得惊人。和小学时代天吾辉煌的成就相比,不妨说几近于无。也许从社会角度来看,那其实就是几近于无的人生。但在天吾看来可不是什么“几近于无”的东西,父亲在天吾的精神上留下了沉重浓密的影子。伴着一本邮政储蓄存折一道。
父亲进入NHK之前的人生记录,那个信封里一样也没有。简直像成了NHK收款员,父亲的人生才宣告开始。
最后打开的一只既小又薄的信封里,装着一张黑白照片。仅此而已。其他什么也没有。那是一张旧照片,尽管没有变色,却像渗出了水,整体蒙着一层淡淡的膜。拍的是全家福。父亲和母亲,还有幼小的婴儿,从体形来看应该不会超过一岁。身穿和服的母亲慈爱地抱着婴儿,背后能看见神社的牌坊。看他们的服装是在冬天。既然去神社参拜,想来应该是新年的时候。母亲像目眩似的眯着眼睛,面带微笑。父亲身穿暗色调略嫌肥大的短大衣,眉间皱起两条深深的纵纹。那表情仿佛在说,才不会轻易听信那些花言巧语呢。抱在怀中的婴儿,似乎对世界的广袤与冷漠困惑不已。
那位年轻的父亲,怎么看都是天吾的父亲。容貌当然还很年轻,可从那时起就显得老成持重,瘦削,眼睛深深陷在眼窝里。一张寒村里贫穷农夫的面庞,异常固执多疑。头发剪得很短,稍有点驼背。此人不可能不是父亲。既然如此,这个婴儿恐怕就是天吾,而怀抱婴儿的母亲应该就是天吾的母亲了。母亲比父亲身材略高一些,姿势也端正。看去父亲大约三十五岁往上,母亲则像过了二十五岁。
当然是第一次看见这种照片。天吾从未见过称得上家族照片的东西,也不曾见过自己幼时的照片。父亲解释说,是因为生活艰难家里买不起照相机,也没有特地拍全家福的机会。天吾信以为真。然而这是谎言。照片拍过,还保存下来了。他们的衣着说不上华美,但在人前也不必羞愧。看不出贫困到买不起照相机的地步。拍摄时间大约是天吾出生后不久,亦即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间。翻过来看了看照片背面,没有记录日期和场所的文字。
天吾仔细观察那位可能是母亲的女子的面庞。照片里拍下来的面孔很小,而且模糊不清。如果有放大镜,也许能看得更细致些,但手头没有这种东西。尽管如此,还是能看清大致的容貌。鹅蛋脸,鼻子小巧,嘴唇丰满。虽然算不上特别美,长相却很可爱,让人有好感。至少和父亲那粗野的相貌相比,要远为高雅和聪慧。天吾对此深感高兴。女子头发整齐地向上盘起,脸上浮出炫目般的表情。也许只是面对照相机镜头感到紧张而已。由于穿着和服,看不出体形如何。
至少从拍在照片里的外形判断,两人似乎很难称得上般配的夫妻。年龄好像也相差很大。他试着在心里想象这两人在某地邂逅,之后心心相通,结为夫妻并生下一个儿子的经过,但没有成功。因为从这幅照片中,他根本感受不到这种迹象。假设如此,那么也许是有某种缘由,使得这两人并不追求心灵的交流,却结为了夫妻。不,或许连缘由之类都没有过。所谓人生,不过是一连串蛮不讲理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粗糙至极的推移的归结。
然后天吾试图辨认自己的白日梦——或者说幼时记忆的奔流——之中出现的那个迷雾重重的女人与照片中的女人是否同一个人。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记住她的面容。那个女人脱去衬衫,解开长衬裙的肩带,让一个陌生男人吸吮乳头,并发出呻吟般的深深喘息。他记住的只有这些。某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在吮吸自己母亲的乳头。本该由自己独占的乳头被别人抢走了。对婴儿来说,这恐怕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他的目光不可能转到面孔上。
天吾暂且将照片放回信封,琢磨它的意义。父亲把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到死,他一定非常珍爱母亲。在天吾懂事时,母亲早已病故。据律师调查,天吾是去世的母亲和身为NHK收款员的父亲生下的唯一的孩子。这是记录在户籍上的事实。然而政府的文件并不能保证这个男人就是天吾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
“我没有儿子。”父亲在陷入昏睡状态之前,这样告诉天吾。
“那么,我到底是什么呢?”天吾问。
“你什么都不是。”这是父亲简洁但不容分辩的回答。
天吾听到之后,从那声音中确信了自己和这个男人没有血缘关系。觉得自己终于从沉重的枷锁下解放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父亲所说的是否真实变得难以确信。
<b>我什么都不是</b>。天吾再次试着说出声。
随后他忽然想到,旧照片上拍的年轻母亲的面容,和年长的女友多少有些相似。安田恭子是她的名字。天吾为了镇定意识,用指尖猛力按了一会儿额头正中,然后再次从信封中取出照片。小巧的鼻子,丰满的嘴唇,下巴微翘。发型不同,所以刚才没有注意到她的容貌的确与安田恭子有些相似。可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而且,父亲为什么要在死后把这张照片交到天吾手中?活着时,他从来没有给过天吾任何有关母亲的信息。甚至连这种家族照片的存在都秘而不宣。最后却不作一句解释,将这么一张模糊不清的旧照片留在了天吾手上。目的何在?是为了拯救儿子,还是为了带来更深刻的混乱?
天吾只明白一点:父亲根本没打算向自己说明其中的某些缘由。活着时就不曾有过,死后依然没有。瞧,这儿有张照片,就交给你吧。<b>剩下的你自己随便推测吧</b>。父亲大概是想告诉他这些。
天吾仰面躺在裸露的床垫上,望着天花板。那是涂着白色涂料的胶合板。平平的既无木纹又无节眼,只有几条笔直的接缝。这光景和父亲在人生最后几个月里从深陷的眼窝底部看到的应当相同。也许那双眼睛什么都没看,但总之他的视线是投向那里,不管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
天吾闭上眼,想象着自己正躺在这里缓慢地向着死亡而去。但对一个健康上没有问题的三十岁男子来说,死亡远在想象所及的领域之外。他静静地呼吸,观察黄昏时分的光线勾勒出的影子在墙上移动。什么都别思考,他想。什么都不思考对天吾来说并非难事。冥思苦想已经让他过于疲倦。如果可能,很想小睡片刻,但大概是过于疲倦的缘故,他睡不着。
六点前大村护士来了,告诉他食堂里已经准备好晚餐。天吾感觉不到丝毫食欲。尽管这么说了,这位大胸的高挑护士却绝不退让。只吃一点也好,反正你得在肚子里塞些东西,她说。近乎命令。不必多说,在身体的维持和管理上这样头头是道地命令别人,她本来就是个行家。而天吾生性就无法抗拒别人头头是道的命令,尤其当对方是年长女性时。
走下楼梯来到食堂,只见安达久美在那里,却没有田村护士的身影。天吾和安达久美、大村护士在一张桌子上用了餐。天吾吃了一点沙拉和煮蔬菜,喝了蛤蜊葱花味噌汤,然后喝热热的烘焙茶。
“什么时候火葬?”安达久美问天吾。
“明天下午一点。”天吾答道,“结束后,我大概就直接回东京了。还有工作要做。”
“除了天吾君,火葬时还有谁在场?”
“大概没有别人了吧。应该就我一个。”
“哎,我也可以去吗?”安达久美问道。
“去我爸爸的火葬仪式?”天吾吃惊地问。
“对。说老实话,我挺喜欢你父亲的。”
天吾不由得放下筷子,看着安达久美。她真的是在谈论我爸爸?“比如说什么地方呢?”他问。
“正直,不说废话。”她说,“这些地方很像我过世的父亲。”
“哦。”天吾说。
“我爸爸是个渔夫,还不到五十就去世了。”
“是在海上吗?”
“不是。是死于肺癌。烟抽得太多。不知是什么缘故,渔夫们个个都是老烟枪。简直浑身上下都冒着滚滚浓烟。”
天吾思索片刻。“我爸爸如果是个渔夫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想?”
“为什么呢?”天吾说,“不过是突发奇想而已。和做NHK收款员相比,那样没准更好些。”
“对天吾君你来说,如果爸爸是个渔夫,也许更容易接受,是么?”
“至少那样的话,我觉得许多事说不定会更单纯一点。”
天吾想象着孩提时代的自己休息日一大早就跟着父亲坐上渔船的光景。太平洋上狂烈的海风和击打着脸颊的浪花。柴油发动机单调的轰鸣。渔网熏人的气味。伴有危险的艰苦劳动。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丧命。然而和在市川市内四处奔波收取NHK收视费相比,这样的日子却更为自然、更为充实。
“NHK收款员这活儿一定很辛苦吧?”大村护士吃着干烧鱼问。
“大概是。”天吾回答。至少不是他力所能及的工作。
“可是你父亲工作成绩很优秀吧?”安达久美问。
“我猜相当优秀。”天吾说。
“你看过他的奖状?”安达久美问。
“对了,差点误了正事。”大村护士忽然放下筷子,说,“我竟然忘得一干二净。真糟糕。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一直没想起来呢。哎,你们在这儿等我。有样东西今天说什么也得交给天吾君。”
大村护士用手帕擦擦嘴角,从椅子上起身,扔下吃了一半的饭匆忙走出食堂。
“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呀?”安达久美觉得奇怪。
天吾自然莫名其妙。
天吾一面等着大村护士回来,一面尽义务般将蔬菜沙拉送进口里。食堂里用餐的人不太多。有一张桌子围坐着三位老人,个个都默不作声。另一张桌子上,一位穿白衣的头发花白的男子一边独自用餐,一边表情严肃地读着摊开的晚报。
很快,大村护士步履匆匆地回来了,手上拿着一只百货商店的纸口袋。她从中取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
“大概一年前,川奈先生神志还清醒时交给我的。”这位高大的护士说,“说是入殓时给他穿上这个。所以送到洗衣店里洗干净了,还搁了些防虫剂呢。”
不可能看走眼,这是NHK收款员的制服。配套的裤子上,裤线熨得笔直。防虫剂的气味扑鼻而来。天吾一时说不出话来。
“川奈先生对我说,他想穿着这身衣服火化。”大村护士说,然后又将制服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回纸袋,“所以现在交给你,天吾君。明天你拿到殡仪公司去,请他们给他换上。”
“可是,穿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吧。制服可是借给员工的,退休时必须还给NHK。”天吾无力地说。
“不必担心。”安达久美说,“只要我们不说出去,谁也不会知道。少了一套旧制服,NHK也不会犯难。”
大村护士也同意。“川奈先生为了NHK,可是起早贪晚东奔西走了三十多年呢。只怕还吃足了苦头,又是工作量又是什么,肯定很不容易。一套制服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穿着它去干坏事。”
“就是嘛。我还把高中时的水手服好好收着呢。”安达久美说。
“NHK收款员的制服和高中生的水手服可是两码事。”天吾插嘴道。但是没人理他。
“嗯。我的水手服也收在壁橱里。”大村护士说。
“那么,你大概时不时穿给老公看吧?弄不好还穿着白袜子?”安达久美逗她说。
“咦,这办法也不坏嘛。”大村护士手臂支在桌子上,托着腮,一脸认真地说,“也许能让他兴奋起来呢。”
“不管怎么说,”安达久美结束了对水手服的讨论,对着天吾说,“川奈先生明确表示希望穿着这套NHK制服火化。这点小小的心愿总得满足他吧。你说是不是?”
天吾用纸袋装着缝有NHK标志的制服回了房间。安达久美也一起跟来,替他铺好床。还散发着浆过的气味的新床单,新毛毯,新被套,新枕头。换上全套崭新的卧具后,父亲的病床似乎模样大变。天吾竟不着边际地想起了安达久美浓密的阴毛。
“最后一段时间,你父亲不是一直昏迷不醒吗?”安达久美一面伸手扯平床单的皱纹,一面说,“不过,我猜他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
“你为何这么想呢?”天吾问。
“因为,你父亲时不时地像在给谁发送信号。”
天吾正站在窗前眺望外面,便回过头看着安达久美。“发送信号?”
“嗯。你父亲吧,经常敲打床框。手臂耷拉在床边,像莫尔斯电码似的,嗒嗒,嗒嗒嗒,就像这样。”
安达久美学着样儿,用拳头轻轻敲打木床框。
“你瞧,这不像在发信号吗?”
“我看那不是发信号。”
“那是什么?”
“是在敲门啊。”天吾用缺乏水分的声音说,“在敲别人家的门。”
“嗯,那倒是。这么说来也有可能。听上去的确像敲门。”然后安达久美严肃地眯起眼,“我说啊,那是不是意味着丧失了意识之后,川奈先生还在到处去收收视费呢?”
“大概是。”天吾说,“在脑中的某个场所。”
“就像从前死后也不扔下军号的士兵。”安达久美感叹道。
天吾不知道如何作答,默默不语。
“你父亲可真喜欢他的工作啊。就是到处去收NHK收视费。”
“我想,那不是喜不喜欢之类的问题。”天吾说。
“那么,到底是哪一类问题呢?”
“对我爸爸来说,那是他最拿手的东西。”
“哦,是吗?”安达久美说着,就此思索片刻,“不过这种活法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正确答案呢。”
“也许吧。”天吾将视线投向防风林,说道。或许的确如此。
“哎,比如说,”她说,“对你来说,最拿手的东西是什么?”
“我不知道。”天吾直直地注视着安达久美的脸,答道,“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