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厨房煮意大利面条的时候，那个女郎打来电话。面条即将煮好，我正随着短波广播吹口哨，吹罗西尼的《偷东西的喜鹊》。这乐曲特别适合用来煮意大利面条。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克拉迪奥·阿巴多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最终我还是拧小煤气，右手拿着煮菜筷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我需要十分钟。”女郎劈头就是一句。

“什么？”我愕然反问，“你说什么？”

“我说只需要十分钟时间。”女郎重复道。

女郎的声音没有听过的印象。我对于音色的记忆几乎具有堪称绝对的自信，这方面基本不会出错。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声音低低的，软软的，而且飘忽不定。

“请问，您这是在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那都没有关系。反正只需十分钟。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连珠炮似的说。

“相互明白？”

“心情啊！”她回答得很简洁。

我从大敞四开的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冒着似乎很舒坦的白气，克拉迪奥·阿巴多继续指挥《偷东西的喜鹊》。

“对不起，正在煮意大利面条。眼看就要煮好了，跟你聊上十分钟，面条可就报销了。挂断可以么？”

“意大利面条？”女郎的声音里满含惊愕，“都上午十点了哟！干嘛上午十点煮面条？不觉得反常？”

“反常也罢正常也罢，与你无关！”我说，“早餐几乎没吃，现在肚子瘪了下来，就自己做来吃。吃什么几点吃是我的自由，不是么？”

“呃，好了好了。那，挂断啰！”女郎以抹油一般流畅而平板的声音说。不可思议的声音。感情稍一变化，声调便如转换调频一般变得截然不同。“也罢，等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啪”一声挂断电话，挂得甚为猝然。不是放听筒，是用手指按开关钮。

我一时无所适从，茫然地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入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大利面条捞进笊篱，淋上用小锅加热的番茄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煮得多少有点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况且肚子实在太饿了，已顾不得对面条微妙的火候说三道四。我边听音乐，边把二百五十克面条一条不剩地送进胃里。

吃罢，在洗涤槽里冲洗锅盘。冲洗的时间里烧了壶开水，沏上袋装红茶，边喝边反复考虑刚才那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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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明白？

</b>

那女郎到底为的什么给我打来电话？她究竟是谁？

一切都裹在谜里。记忆中不曾有陌生女郎打来匿名电话，至于她想要说什么也全然摸不着头脑。

不管怎样——我想——我可不愿意同素不相识的女郎相互明白什么心情。纵使明白也无济于事。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找到新工作，接下去是确立我自己的生活周期。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沙发看从图书馆借的戴顿的小说时，仍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嘀咕：女郎说十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十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

现在想来，十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十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九分钟太短，十一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小说情节便把握不住了。于是做几节体操后准备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

我熨衬衫的工序分十二道，由（一）领（前领）开始，至（十二）左袖（袖口）结束，顺序从未乱过。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我边熨边欣赏蒸汽熨斗的蒸汽声和棉布加热后独特的气味儿。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一迟疑，不知是径直进厨房还是折回客厅，最终还是回客厅提起话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妻。看电视机上的座钟，时针指在十一点半。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

“出什么事了？”声音里略带紧张感。她知晓我心情不佳时便要熨衣服。

“什么事也没出，只想熨熨衬衫，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事？”

“嗯，工作方面的，好像有点事可做。”

“唔。”

“你会写诗吧？”

“诗？”我愕然反问。诗？诗到底是什么？

“我一个熟人在一家杂志社办了份面向年轻女孩的小说期刊，正在物色人评选和修改诗歌来稿，还希望每月写一首扉页用的短诗。事虽简单，报酬却不坏。当然啦，也还超不出临时工标准。不过干得好，说不定有编辑工作落到你头上……”

“简单？”我说，“慢着，我要找的可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这诗歌修改却是从何谈起？”

“你不是说高中时代修改过诗歌的嘛！”

“那是小报，高中校刊！什么足球赛哪个班踢赢了，什么物理老师跌下楼梯住院了，全是些无聊透顶的玩意儿。不是诗，诗我可写不来。”

“说是诗，不过是给女高中生看的，写得差点也无所谓。又不是让你写艾伦·金斯堡那样的佳句，适当应付一下就行了。”

“适当也罢什么也罢反正诗是绝对写不来。”我一口回绝。那东西如何写得来！

“噢——”妻遗憾似的说，“不过法律方面的工作，可是不大好找的吧？”

“打过好些招呼，差不多到该有着落的时候了。万一不行，到时再作打算不迟。”

“是吗？那样也好。对了，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我沉吟一下回答。

“那，能去银行交一下煤气费电话费？”

“马上就要去买东西准备晚饭了，顺路去银行就是。”

“晚饭做什么？”

“这——没想好，”我说，“还没定，买东西时再说。”

“我说，”妻一副郑重其事的语气，“我想了想，觉得你好像用不着那么急于找工作。”

“为什么？”我又是一惊。大约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打电话来让我不得心宁。“为什么不找工作也行？失业保险也快到期了，总不能老这么游游逛逛吧？”

“反正我工资也提了，兼职收入也一帆风顺，还有存款。只要不大手大脚，吃饭总没问题吧？”

“我来搞家务？”

“不愿意？”

“说不清楚。”我实言相告。是不清楚。“想想看。”

“那就想想好了。”妻说，“对了，猫可回来了？”

“猫？”反问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全未想起猫来。“哪里，好像还没回来。”

“去附近找找可好？已经不见四天了。”

我含糊应着，把听筒又换回左手。

“我想可能在‘胡同’里头那座空屋的院子里，就是有石雕鸟的那个院子。在那里见过几次来着。知道那里么？”

“不知道。”我说，“可你什么时候去的‘胡同’？这事你以前一次都没……”

“对不起，电话得放下了。手头还有工作等着。猫的事儿拜托了。”

电话挂断。我又望了一会儿听筒，之后放下。

老婆怎么会知道什么“胡同”呢？我觉得不可思议。进那条“胡同”须从院里翻过混凝土预制板围墙，况且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费此周折。

我去厨房喝罢水，打开短波，剪指甲。收音机正在播放罗伯特·普兰特新出的密纹唱片。听两首耳朵听痛了，便关掉收音机，走到檐廊看了看猫食碗。碗里的煮鱼干仍是昨晚的样子，一条也未减少：猫还是没有回来。

我站在檐廊上眼望涌进初夏阳光的自家小院。其实望也望不出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致。由于一天之中有阳光照进来的时间极短，土总是黑黢黢湿乎乎的，种的也仅有角落里两三丛不起眼的绣球花，而我压根儿就不喜欢绣球花那种花。

附近树上传来不规则的鸟鸣，吱吱吱吱的，简直同拧发条声无异，我们于是称其为“拧发条鸟”，是妻命名的。真名无从知晓，连是何模样也不知道。反正拧发条鸟每天都飞临附近的树枝上，拧动我们所属的这个静谧天地的发条。

我为什么非去找猫不可呢？我边听拧发条鸟鸣叫边想。再说找到猫又能怎么样呢？劝它回家？还是求它——就跟它说大家都挺担心的，还是回来吧——回家？

罢了罢了，我想，真个是罢了罢了。猫去它喜欢的地方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就行了？我都三十了，在这种地方到底算是干什么呢？洗衣服，考虑晚饭菜谱，找猫。

曾几何时——我想——我也是燃烧希望之火的地道之人。高中时代读过克拉伦斯·达罗的传记，立志当一名律师。成绩也不坏。高中三年级还在“可能成为大人物”投票中获得过第二名，之后又进入较为像样的大学的法学院。而这竟在某处偏离了正轨。

我支颐坐在厨房餐桌旁，就此——就我的人生指针究竟在何处偏离正轨——略加思忖。然而我不得其解。并没有特别记得起来的事。不曾在政治运动中受挫，不曾对大学失望，不曾对女孩过于投入。我是普普通通生活过来的。只是在大学快毕业时，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是往日的自己了。

这一偏差最初想必是微乎其微的，微小得几乎看不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越来越严重，不久竟将我带到看不见原来状况的边缘。若以太阳系作比喻，我现在大致位于土星与天王星的正中间。稍移一点，甚至冥王星都可看见。问题是——再往前到底有什么呢？

我是二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称心。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说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而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

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动作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还挽留我，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至于为何离开，其理由我自己也不甚了了。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胸有成竹的宏伟蓝图。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思，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

晚餐时，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妻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又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身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他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应当没甚差别。

这么着，我辞去了工作。

十一点半，我像平日那样肩挎大帆布包外出采购。先顺路去银行交煤气费电话费，然后在超级商场买晚餐用料，在麦当劳吃奶酪汉堡包喝咖啡。

食品采购回来正往冰箱里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响得分外急不可耐似的。我把塑料盒只撕开一半的豆腐放在餐桌上，去客厅拿起听筒。

“意大利面条可结束了？”那个女郎问。

“结束了。”我说，“不过马上就得去找猫。”

“推迟十分钟也不要紧的吧，找猫。”

“也罢，如果十分钟的话。”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我想，自己何苦非得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郎谈十分钟不可呢？

“那样，我们就能互相明白喽，嗯？”女郎平平静静地说。那气氛，很可能女郎——不知是何模样——在电话机的另一头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且架起二郎腿。

“能不能呢？”我应道，“十年在一起不能相互明白也是有的。”

“试试如何？”女郎问。

我摘下手表，转换为定时显示，按下启动钮。晶液数字由一变为十——十秒过去了。

“为什么找我呢？”我问，“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而不找别人呢？”

“事出有因嘛，”女郎像慢慢咀嚼食物那样小心斟酌着字眼，“我认识你。”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女郎说，“但那些怎么都无所谓，重要的是现在，对吧？再说要是说起那个来，时间转眼就没了。我也不是闲着无事的哟！”

“你得拿出个证据才行——晓得我的证据。”

“例如？”

“我的年纪。”

“三十。”女郎应声回答，“三十岁零两个月。这回可以了吧？”

我默然。不错，她是晓得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回想，记忆中都无此话声。我基本上不至于忘记或听错别人的话声，即使忘记脸忘记姓名，声音也绝对可以记起。

“那，这回你就我想象一下如何？”女郎诱道，“根据声音想，想象我是个怎样的女人。想象得出？你不是擅长这一手吗？”

“想象不出。”我说。

“试试嘛！”

我觑了眼表：才一分零五秒。我无奈地叹口气。我竟答应下来了。一旦答应，就只能进行到底。我像过去常做的那样——如她所说，那曾是我的拿手戏——把神经集中在对方声音上。

“二十七八岁，大学毕业，东京出生，小时生活环境中上等。”我说。

“厉害厉害！”女郎说着，在听筒旁打燃打火机点烟。耕耘机的声响。“继续呀！”

“长相相当漂亮，至少自己那么认为。但有自卑感——个子矮、乳房小，等等。”

“相当接近。”女郎嗤嗤笑道。

“已婚，但不融洽，有问题。因为女人没问题是不会不报自家姓名就给男人打电话的。不过我不认识你，起码没交谈过。即便如此想象，脑里也浮现不出你什么样。”

“是那样的么？”女郎口气沉静得像往我脑袋上打软木楔，“你就对自己的能力那么自信？不认为你脑袋里什么地方有个致命的死角？不觉得否则你现在会多少地道一些？像你这么头脑聪明又有一技之长的人……”

“你过奖了，”我说，“你是谁我不知道，但我不是那么出色的人。我缺乏完成什么的能力，所以才离正路越来越远。”

“可我喜欢你来着，过去。”

“那么，那是过去的事了。”我说。

二分三十五秒。

“也没过去多久，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历史。”

“是历史了。”我说。

死角！我想。或许确如这女郎所说，或许我的头、我的身体、我的存在本身的什么地方有个类似业已失却的地底世界的什么，是它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微妙的错位。

不，不对，不是微妙的，是大幅度的，甚至无可挽回的。

“我现在在床上呢，”女郎说，“刚冲完淋浴，一丝不挂。”

得得，我想，一丝不挂，岂不活活成了色情录像带！

“你说是穿三角裤好呢，还是长筒袜合适？哪种性感？”

“哪种都无所谓，悉听尊便。”我说，“不过，抱歉，我没兴致在电话中谈这个。”

“十分钟即可，只十分钟。为我消费十分钟，你的人生也不至于蒙受致命的损失吧？此外别无他求。不是有友谊那个词吗？总之回答我的提问：是赤身裸体的好，还是穿上什么好？我嘛，应有尽有，吊带长筒袜啦……”

吊带长筒袜？我脑袋好像有点神经兮兮起来。如今穿吊带长筒袜的女人，岂不是《阁楼》上面的模特之类吗？

“就赤身裸体好了，别动。”我说。

四分钟。

“下面的毛还湿着呢，”女郎说，“没使劲用毛巾擦，所以还湿着。暖融融湿乎乎的，柔软得很咧。很黑很黑，毛毛柔柔，摸摸看……”

“喂，对不起……”

“那里面要温暖得多哩，就像一块加热了的奶油糕，湿乎乎暖乎乎的，不骗你。猜我现在什么姿势？右腿支起，左腿打横，用时针打比方，也就十点零五分左右吧。”

从语气听来，显然她并非说谎。她真的是两腿开成十点零五分角度，下部温暖而湿润。

“摸一下唇，慢慢的哟，再打开，慢慢地。用手指肚轻轻触摸。对了，轻轻地轻轻地。再用另一只抓弄乳房，由下而上，慢慢推压，轻轻捏住乳头，反复捏，捏到我达到高潮为止。”

我再不言语，放下电话。随后倒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吸了支烟。手表此时显示停在五分二十三秒。

闭上眼睛，仿佛涂得乱七八糟的各种颜料般的黑暗朝我身上压来。

这是为什么？我想，为什么大家都不肯轻易把我放过？

十分钟后电话铃再度响起。这回我没提听筒。铃声响了十五次，止息了。铃声咽气后，重力失去均衡般的深深的沉默充溢四周。那是五万年前封在冰河里的石头一样的沉默。响十五次的电话铃声彻底改变了我周围空气的质地。

快两点时，我翻过预制板院墙，跳进“胡同”。

说是“胡同”，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胡同”，不过是别无其他称呼的代名词罢了。准确说来，连道路都算不上的。道路乃是一种通道，有入口有出口，顺之而行即可抵达某一场所。

然而这条“胡同”却一无入口二无出口，顺之前行，碰上的不是预制板墙就是铁丝篱笆，甚至称为死胡同都当之有愧。因为死胡同至少有个入口。附近的人们只不过姑且称其为胡同罢了。

“胡同”飞针走线似的穿过各家后院，长约二百米。路面虽有一米多一点宽，但由于围墙外占，加之墙上放了诸多杂物，致使好几处须侧起身子方得通过。

听人说——说的人是我舅舅，他以低廉得惊人的租金将房子租给我们，“胡同”也曾有过入口出口，作为捷径发挥过连接此路与彼路的功能。但随着经济起飞，原为空地的地方建起了新的住宅，路面受压被挤，骤然变窄。而居民们也不喜欢别人在自家前檐后院出出入入，小径便被封死了。起始只是不甚起眼的掩体样的东西挡人视线，后来有户人家扩展院落，索性用预制板墙体将一端入口堵得严严实实，进而另一端入口两相呼应似的也被牢不可破的粗铁丝网封死，狗都休想通过。居民们本来就很少利用这条通道，堵住两端也无人说三道四，何况又利于防盗。因此，如今这条通道俨然被废弃的运河一般无人光顾，唯一的作用便是作为缓冲地带将住宅与住宅分隔开来。路面上杂草丛生，处处挂满了黏乎乎的蜘蛛网在等待飞虫撞来。

妻是出于什么目的数次出入这种地方的，我全然揣度不出，连我以前也仅仅踏入这“胡同”一次。再说她原本就讨厌蜘蛛。

糟糕的是每当我要考虑什么，脑袋里便充满坚硬而又状似片片浓雾样的东西，两侧太阳穴涨得厉害。这是因为昨夜没有睡好，以及五月初未免过热的天气，再加上那个奇妙的电话。

也罢，反正找猫就是。以后的事以后考虑不迟。况且较之守在家中等电话铃响，如此在外面四下游逛要快活得多，至少算是在干一件有目的的事情。

初夏异常亮丽的阳光，将头顶树枝的影子斑斑驳驳地印在地上。无风，树影看上去竟如生来便固定于地表的斑痕。说不定地球将带着这微乎其微的斑痕绕太阳转下去，一直转到公历变成五位数。

从树枝下通过时，斑驳的枝影迅速爬过我的灰T恤，落回原来的地表。

周围阒无声息，仿佛草叶在阳光下呼吸的声音都可听到。天空飘浮着几片不大的云絮，鲜明而简洁，宛如中世纪铜版画上的背景。目力所及，所有物象无不历历在目轮廓分明，竟使我感觉自家肉体似乎成了虚无缥缈的什么物件，且热得出奇。

我穿的是T恤、薄布裤和网球鞋，但头顶太阳行走多时，腋下胸口还是津津地沁出汗来。T恤和裤子都是早上从塞满夏令衣服的箱子里刚刚拉出来的，卫生球味儿直呛鼻孔，简直像有形状的尖尖的小飞虫钻入我的鼻腔。

我小心翼翼地观察两侧，以均匀的步调在胡同里慢慢行走，不时停下脚步，低声呼唤猫的名字。

挟胡同而建的房屋，恰如比重不同的液体搀在一起，分属两个截然有别的范畴。一组是拥有舒展宽大庭园的老屋，一组是近年来新建的紧巴巴的新房。新房基本上没有可称为后院的空地，有的甚至连一小片院子都没有。那样的人家，房檐同胡同之间只有摆得开两根晾衣竿大小的空间。晾衣竿有的甚至伸进胡同，须不时在还滴着水滴的毛巾衬衣床单的队列中穿梭般前行。房檐下间或清晰地传来电视和冲水厕所的声响，或飘来烧咖啡的味道。

相形之下，原有的老屋则几乎感觉不出生活气息，墙根那儿，为掩人视线而栽植的各种灌木和贝冢圆柏搭配得恰到好处，透过间隙可以窥见精心修整过的舒展的庭园。堂屋的建筑风格也多种多样，有带长廊的日本式，有古色古香的铜屋顶洋房，也有像是最近改建的时髦样式。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看不到入住者的身影。无任何声音，无任何气味，甚至晾的衣服都找不见。

如此悠悠然一边观察四周一边在胡同行走是第一次，因此周围景物在我眼里甚是新鲜。一家后院墙角里孤零零地扔着一棵早已枯焦的圣诞树。还有一家院里摆着种类齐全的儿童玩具：三轮车、套圈、塑料剑、皮球、龟形偶人、小棒球棍、木车，应有尽有，俨然若干男女以此来传达他们对少年时光的留恋之情。也有的院子里安有篮球架。还有的摆有漂亮的花园椅和瓷桌。白色的花园椅怕是闲置了好些个月（或好些年），上面满是灰尘。桌上粘着被雨打落的紫色的木兰花瓣。

还有一家，可以透过铝合金玻璃窗一览居室内部：一套肝脏颜色的皮沙发，一台大屏幕电视，一个博古架（上面有热带鱼水箱和两个什么奖杯），一盏装饰性落地灯，俨然电视剧中一组完整的道具，很有虚构意味。

另一院落里有座养大狗用的偌大的狗舍，里面却不见有狗，门大敞四开。粗铁丝网胀鼓鼓的，大约有人从里面凭靠了数月之久。

妻说的空屋在这有狗舍人家的稍前一点。是空屋这点一眼即可了然，而且并非空了两三个月那种一般的空。其实房子式样颇新，双层，唯独关得风雨不透的木板套窗显得格外旧，二楼窗外的铁栏杆也生出一层红锈。院落不大，放着显然是展翅飞鸟形状的石雕。石雕鸟坐在齐胸高的台座上，周围是气势蓬勃的杂草，尤其是高个子的一枝黄花，尖头已触到了鸟爪。鸟——是何种属我固然不晓——看上去是在为尽早尽快逃离这难受的场所而展翅欲飞。

除此石雕，院里再无像样的装饰。房檐下堆着几把旧塑料花园椅。旁边，山杜鹃缀着色彩鲜艳却又无端地缺乏实在感的红花。此外便是满目杂草了。

我靠着齐胸高的铁丝篱笆看这院子看了好一会。院子看来的确符合猫的口味，却不见猫。唯见房脊电视天线上落有一只鸽子，在向四周播送单调的鸣声。石雕鸟则把姿影投在茂密的杂草叶片上，于是影子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从衣袋里掏出烟，用火柴点燃，靠着铁丝篱笆吸了一支。这段时间里，鸽子始终站在天线上以同样的调门叫个不停。

吸罢烟在地面踩熄烟头之后，我想我仍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来着。我记不清自己在铁丝篱笆上靠了多久。我困得不行，脑袋昏昏沉沉，几乎一直不思不想地在盯视落在草叶上的鸟影。

鸟影中似乎有谁的声音偷偷潜入。是谁的声音我不清楚，但那是女子的话音，像有一个女的在呼唤我。

一回头，见对面人家后院里站着一个女孩，个子不高，头发直直的、短短的，架一副米黄框深色太阳镜，穿一件天蓝色无袖T恤，从中探出的两条细细的胳膊，虽是五月却已晒得完美动人。她一只手插进短裤袋，一只手扶着齐胸的对开竹门，不安稳地支撑着身体。

“热啊！”女孩对我说。

“是热。”我附和道。

“嗳，身上有烟？”女孩问我。

我从裤袋里掏出一盒短支“希望”递过去。她从短裤袋里掏出手，抽了一支，不无珍奇地端详了一会，叼在嘴上。嘴很小，上唇稍微有点肿。我擦燃火柴，给她点上。女孩低头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耳形。耳朵很漂亮，光溜溜的，仿佛刚刚生成，短短的茸毛在单薄的耳轮边缘闪着光。

女孩训练有素似的撅起嘴唇吐了口烟，突然想起似的抬眼看着我。镜片颜色太深，加上有反光功能，无法透视里边的眼睛。

“附近的？”女孩问。

“是啊。”我想指一下自家方位，却又搞不准究竟位于哪个方向。来时拐了好几个弯，且弯的角度均很奇妙。遂虚晃一枪，随便指了个方向。反正都差不许多。

“在这一直干什么来着？”

“找猫，不见三四天了。”我在裤子上擦着出汗的手心答道，“有人在这边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