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接下去我们讲到了性，是朋友讲的。讲什么来着？大概讲我做的什么。我想用甜言蜜语让女孩子就范，却未如愿——记得是这么回事。尽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件，但由于他添枝加叶说得妙趣横生，听得她放声大笑，我也忍俊不禁。他很善于表达。
“别逗人家笑嘛。”她不无痛苦地说，“一笑胸口还痛的。”
“哪里痛？”朋友问。
她隔着睡衣把手指按在心脏的正上方、左乳房稍稍偏内那里。朋友又就此讲了句笑话。她又笑了。
看表：十一时四十五分。表弟还没返回。快到午饭时间了，餐厅里开始拥挤起来。各种各样的声响和人们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烟一般笼罩着房间。我重新返回记忆王国，思索她胸袋那支小小的金黄色圆珠笔。
……是的，她用那圆珠笔在纸巾背面画什么来着。
她在画画。纸巾太软，圆珠笔尖给挂住了。但她还是画。画山。山上有座小房子。她一个人睡在房子里。房子四周茂密地长着盲柳。盲柳使她沉睡。
“盲柳到底是什么？”朋友问。
“一种植物么。”
“没听说过。”
“我造的。”她微微一笑。“盲柳有好厉害的花粉，沾了花粉的小苍蝇钻进耳朵，让女人昏睡过去。”
她拿过一张新纸巾，在上面画盲柳。盲柳是杜鹃花树大小的灌木，开花，花被厚绿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叶形宛如一束蜥蜴尾巴。看上去盲柳全然不像柳树。
“有烟？”朋友问我。
我隔着桌子把被汗水弄湿的一盒短支“希望”扔给他。
“盲柳外观虽小，但根子极深。”她解释说，“实际上，到达一定年龄之后，盲柳就不再往上长，而是一个劲儿往下伸，就像要把黑暗当营养。”
“而且，苍蝇运来花粉，钻入耳朵，让女人睡觉。”朋友总算用湿火柴点燃了烟，“那么……苍蝇要干什么呢？”
“在女人体内吃她的肉，还用说。”她回答。
“吧唧吧唧。”朋友接道。
对了，那年夏天她还写了一首关于盲柳的长诗，给我们介绍了诗的梗概。那是她暑假里唯一的作业。从某晚一个梦中想出情节，在床上花了一个星期写成长诗。朋友提出想看，她没给，说细小地方还没修改，转而画图介绍诗的梗概。
为了救助因盲柳花粉而昏睡不醒的女子，一个小伙子爬上山岗。
“那是我吧，肯定。”朋友插嘴。
她摇摇头：“不不，不是你。”
“你知道？”朋友问。
“我知道。”她一脸认真的神情。“为什么不晓得，反正就是知道。伤害你了？”
“当然。”朋友半开玩笑地皱起眉头。
小伙子拨开挡住去路的密密麻麻的盲柳，一步步爬上山岗。自从盲柳蔓延开来以来，他是第一个实际爬上山岗的人。小伙子拉低帽檐，边移步边用一只手赶着一群群苍蝇——为了见到沉睡的少女，为了把她从长久的酣睡中唤醒。
“说到底，少女的五脏六腑已经在山顶给苍蝇吃光了吧？”朋友问。
“在某种意义上。”她回答。
“在某种意义上被苍蝇吃光，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件伤心事喽，肯定。”朋友说。
“啊，算是吧。”她想了想说道。“你怎么看？”她问我。
“听起来是够伤心的。”我说。
表弟返回已是十二点二十分。他脸上的神情总好像对不上焦点，手里拎着一个装药的袋子，从出现在餐厅门口到找见我的桌子走过来花了不少时间，步伐也有点歪斜，似乎身体保持不住平衡。往我对面的椅子上一坐，他赶紧大大地吸了口气，就像忙得忘记呼吸了似的。
“怎么样？”我试着问。
表弟“唔”了一声。
我等他开口，但怎么等也没动静。
“饿了吧？”我问。
表弟默默点头。
“在这里吃？还是坐公共汽车到街上吃？”
表弟满腹狐疑地打量了一圈餐厅，说这里可以。我买来餐券，要了两份套餐。饭端来之前，表弟像我刚才那样一声不响地看着窗外的风景——海、一排榉树、喷水龙头……
旁边桌子一对穿着整齐的中年夫妇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讲患肺癌住院的一个熟人：五年前就戒了烟但为时已晚啦，早上起来吐血啦，如此这般。妻问，丈夫答。丈夫解释说，在某种意义上，癌那东西乃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倾向的浓缩。
套餐是牛排汉堡包和炸白肉鱼，另有色拉和面包卷。两人面对面默默吞食。这时间里邻桌夫妇兀自大谈特谈癌的形成，什么最近为什么癌症增多啦，为什么没有特效药啦，等等等等。
“哪里都大同小异。”表弟看着自己的双手，用有些呆板的声音对我说，“都问同样的话，做同样的检查。”
我们坐在医院门前的长凳上等公共汽车。风不时摇颤着头顶的绿叶。
“有时候耳朵会完全听不见？”我问表弟。
“是的。”表弟回答，“什么都听不见。”
“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表弟歪起头想了想说：“忽然意识到时，简直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不过意识到要花相当一些时间。意识到时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就像堵着耳塞待在深海底。它要持续好大一阵子。那时间里耳朵自然听不见，但不单单是耳朵。耳朵听不见只是它的极小一部分。”
“感觉不快吧？”
表弟短促而坚决地摇了下头：“也不知为什么，倒也没有不快的感觉。只是这个那个不方便，如果听不见声音的话。”
我思索一番，但体会不出是怎么个滋味。
“看过约翰·福特的《阿帕切要塞》？”表弟问。
“很久以前看过。”
“前些天在电视上看来着。电影实在有趣得很。”
“呃。”我附和道。
“开头那里，西部要塞来了一位新到任的将军。老大尉出来迎接，就是约翰·维因。将军还不太了解西部战况，不知道要塞周围发生了印第安人叛乱。”
表弟从衣袋里掏出折叠的白手帕，擦了下嘴角。“一到要塞，将军就对约翰·维因说：‘来这里的路上，看见几个印第安人。’于是约翰·维因以若无其事的神情这样回答：‘没关系。阁下看见印第安人，就是说印第安人不在那里。’准确的记不得了，大致是这样的。明白怎么回事？”
我记不起《阿帕切要塞》有那样的台词。作为约翰·福特电影的台词，我觉得未免有点费解。不过看那电影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能看到的事是不那么重要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不大明白。”
表弟蹙起眉头：“我也稀里糊涂。只是，每当因为耳朵被人同情时，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起那句话：‘看见印第安人，就是说印第安人不在那里。”’
我笑了。
“奇怪？”表弟问。
“奇怪。”我说。
表弟也笑了。久违的笑。
停了片刻，表弟直截了当地说道：“嗳，能往里看一下我的耳朵？”
“看耳朵？”我有点吃惊。
“只从外面看即可。”
“那行，可为什么呢？”
“没什么。”表弟红着脸说，“想让你看看什么样子。”
“好的，”我说，“这就看。”
表弟脸朝后把右耳转给我。细看之下，耳形非常漂亮。大并不大，但耳垂就像刚出锅的松糕一样软乎乎地隆起着。我还是第一次细瞧别人的耳朵。较之人体的其他器官，耳朵这东西在形态上颇有匪夷所思之处，所有地方都自行其是地拐来拐去、坑坑洼洼，或许是在进化过程中为追求聚音和防护等功能而自然形成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外观。在这种奇形怪状的屏障的簇拥下，一条耳孔黑乎乎地敞开，如秘密洞穴的入口。
我想到她耳朵里盘踞的微小的蝇们。它们的六条腿黏糊糊地沾满了甜腻腻的花粉，潜入她暖融融黑漆漆的体内，噬咬柔软的粉红色鲜肉，吮吸汁液，在脑袋里产下小小的卵。然而她看不见它们，翅膀声也听不见。
“可以了。”我说。
表弟一下子转回身，在长凳上重新坐好。“怎么样，可有反常的地方？”
“从外面看好像没什么反常。”
“比如感觉上有点什么没有——光感觉也可以的。”
“普普通通的耳朵。”
表弟显得有些失望。或许我不该那么说。
“治疗时痛不？”我试着问。
“痛倒不至于，和以前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刮同样的地方。现在真有点担心那里给刮坏了。有时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耳朵。”
“28路，”稍顷，表弟转过脸说，“乘28路公共汽车可以的吧？”
我一直在想别的，听他这么说，我抬起脸来，见公共汽车正放慢速度在上坡路上拐弯。不是来时的新车型，而是有印象的老车，前面写着“28”的番号。我想从长凳上站起，却站不起来。手脚就好像置于急流正中，没办法随心所欲。
这时，我想起那个夏天探病带的巧克力盒。她兴冲冲地打开盒盖一看，一打小巧克力早已融化得面目全非，黏糊糊地沾在隔纸和盒盖上了。原来我和朋友来医院路上曾把摩托停在海边，两人躺在沙滩上天南海北闲聊，那时间里巧克力盒就一直扔在八月火辣辣的阳光下。于是巧克力毁于我们的疏忽和傲慢，面目全非了。对此我们本该有所感觉才是，本该有谁——无论谁——多少说一句有意义的话才是。然而，那个下午我们全然无动于衷，互相开着无聊的玩笑，就那么告别了，任凭盲柳爬满那座山岗。
表弟用力抓住我的右臂。
“不要紧吧？”表弟问。
我让思绪返回现实，从长凳上欠起身。这回得以顺利站起。皮肤可以再次感觉出掠身而过的五月令人怀念的风。随后几秒钟时间里，我站在昏暗而奇妙的场所，站在眼睛看到的东西并不存在而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恰恰存在的场所。但不久，现实的28路公共汽车终将停在眼前，现实的车门将打开，我将钻进去赶往别的场所。
我把手放在表弟肩上。“不要紧的。”我说。
<hr/><ol><li>[6] John Ford(1895-1973)，美国电影导演。​​​​​​​​​</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