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盲柳的说明）

差不多时隔八年，我对发表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号《文学界》上的《盲柳与睡女》进行了修改，于是有了这篇作品。原作大约有八十页原稿纸（每页四百字），约略长了些，以前就想多少缩短一点儿。九五年夏天正好有个在神户和芦屋举办朗诵会的机会，当时无论如何都想朗诵这篇作品（因为这篇作品是想着那一地区写的），遂决定大加改动。为将其同原作《盲柳与睡女》区别开来，就随便换了个名字，姑且叫《盲柳，及睡女》。原稿页数减了四成，压缩到四十五页左右，内容也因之有部分改变，流势和意韵都和原作略有不同，遂作为另一版本、或者说作为另一形式的作品收入这个短篇集。短时间里新旧两个版本将同时存在。

那篇作品和同样收在短篇集中的短篇《萤》乃是一对。《萤》后来纳入长篇《挪威的森林》，而那篇《盲柳与睡女》，情节上则同《挪威的森林》没有直接关联。

闭上眼睛，就闻到了风的气味。带有硕果般膨胀感的五月的风。风里有粗粗拉拉的果皮，有果肉的粘汁，有果核的颗粒。果肉在空中炸裂，果核变成柔软的霰弹嵌入我裸露的手臂，留下轻微的疼痛。

“嗳，现在几点？”表弟问我。我们身高相差近二十厘米，表弟说话总是扬头看我的脸。

我觑了眼手表：“十点二十分。”

“表可准？”表弟问。

“我想是准的。”

表弟拉起我的手腕看表。手指细细滑滑，却意外有力。“贵么，这个？”

“不贵，便宜货。”我又看了一眼表盘说道。

没有反应。

我看看表弟，见他正不无困惑地往上看着我，唇间露出的白牙看上去就像退化的白骨。

“便宜货。”我看着表弟的脸，一字一板地重复，“便宜是便宜，但相当准。”

表弟默然点头。

表弟右耳不好。上小学没几天耳朵就给棒球砸中了，那以来听力一直有障碍。话虽这么说，日常生活中基本没有什么不便，所以还是上普通学校，过普通生活。教室里总坐右侧第一排，以便左耳对着老师。成绩也不差。但他有能够较好地听清外部声音的时期和不能的时期，二者相互交替，如潮涨和潮退。此外，每半年偶尔还会有一两次两只耳朵几乎都什么也听不见，就好像右耳沉默得太厉害，连左耳的声音都给闷死了。那一来，普通生活不用说过不成了，学校也不得不停去一段时间。至于什么缘故造成的，医生也解释不了，因为别无此例，治疗自然也无从谈起。

“就是说表这东西，也不是贵就一定准喽。”表弟简直像在说给自己听，“我以前那块表倒是相当贵，可动不动就出问题。上初中时买的，一年就丢了，那以来一直没表。没让父母再买一个。”

“没有表不方便吧？”我问。

“哦？”表弟反问。

“不方便吧，没有表？”我看着他的脸又说了一遍。

“也不至于。”表弟摇摇头说，“又不是一个人在山里边生活，时间什么的总能问别人。”

“倒也是。”

往下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我应该对他更亲切些，应该这个那个多搭些话，这点我很清楚。应该在到医院之前多少缓解他感觉到的紧张。只是，从上一次见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年。五年时间里，表弟从九岁长到十四，我由二十变为二十五。这段时间空白在我们之间砌了一道障碍，仿佛无法穿透的半透明的隔墙，即使我有什么要向他搭话，也想不出合适词语。每当我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时候，表弟总是以有点困惑的神情往上看我，左耳略略朝这边倾斜。

“几分？”表弟问。

“十点二十九分。”我回答。

公共汽车开来是十时三十二分。

同我上高中时相比，公共汽车的车型已经是新式的了，驾驶席的窗玻璃很大，俨然拧掉翅膀的大型轰炸机。车内比预想的拥挤，站在通道上的乘客固然没有，但也没有足以让我们两个并排坐下的位置。所以我们也没坐，而是站在最后面车门那里。反正路不太远。只是，我没办法理解这个时间段何以有这么多人坐公共汽车。车是环行线，从私营地铁站始发，绕山脚住宅区转一圈，又回到同一车站。沿线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名胜和设施。学校倒是有几所，上学时间自是相当挤，而午休时间车上本该空荡荡的才是。

我和表弟各自一手抓吊环一手扶立柱。汽车闪闪发光，看上去就像刚出厂就运来这里的，金属部位一尘不染，简直可以完整地照出脸来。座罩的绒毛也挺挺实实的，连每颗螺丝钉都漾出新机械特有的得意和乐天意味。

车的换新和乘客人数比预想的多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或者沿线环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摇身一变也未可知。我小心翼翼地环顾车厢，之后观望窗外景致，然而看到的仍是一如往日的幽静的郊外住宅区风光。

“坐这车行吗？”表弟不安地问我，大概是见我上车后脸上一直显出困惑的缘故。

“放心，”我半是说给自己听，“不会错的，来这里此外没别的车。”

“过去可坐这公共汽车上高中来着？”

“是的。”

“喜欢学校？”

“不大喜欢。”我实话实说，“不过去那里能见到同学，所以上学倒不怎么难受。”

表弟就我的话思索了一番。

“那些人，现在还见？”

“哪里，好久没见了。”我斟酌着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不见呢？”

“因为离得太远。”这自然是实情，不过此外也没办法解释。

我旁边坐着一伙老人，一共有十五六人。车挤其实是这伙老人造成的。老人们都晒得相当可以，连脖颈后都晒得那么均匀，而且都瘦，无一例外。男的大多身穿登山用的厚衬衣，女的基本是素淡的半袖衫。每个人都把休闲登山用的小背囊样的东西放在膝头，长相都相似得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把放着同一项目样品的抽屉抽出一个直接端到了这里。不过也真是奇怪，这条线路上根本没有登山路线，他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手抓吊环想来想去，但想不出合适答案。

“这次治疗会痛么？”表弟问我。

“会不会呢？”我说，“具体的还什么都没问。”

“你以前没找过看耳朵的医生？”

我摇摇头。回想起来，生来至今还一次也没找过耳医。

“过去的治疗相当痛来着？”我询问。

“倒也不是。”表弟露出一丝苦相，“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痛。有时候多少还是痛的。并不是痛得不得了。”

“那么，这回怕也差不许多。听你母亲说，这回的做法大概同以前也没太大区别。”

“问题是，如果同以前没有区别，那么不是同样治不好么？”

“那不一定，偶然碰巧的时候也是有的。”

“就像瓶塞一下子拔了出来？”

我扫了一眼表弟的脸。看不出是在故意挖苦。

我说：“医生换了，心情也会跟着换的，甚至顺序的一点点变动都有很大意义。不要轻易灰心丧气。”

“也不是灰心丧气。”表弟说。

“可厌倦是有的吧？”

“算是吧。”说着，表弟叹了口气，“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害怕。想象可能到来的疼痛要比实际疼痛讨厌得多、害怕得多。这个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我应道。

那年春天发生了很多事。干了两年的东京一家小广告代理店的工作因故辞了；差不多同时，和大学时代就开始相处的女子也分手了。翌月祖母因肠癌去世，我拎着一个小旅行箱返回阔别五年的这个小镇参加葬礼。家里我住过的房间还原样剩在那里——书架上摆着我看过的书，有我睡过的床，有我用过的桌子，我听过的旧唱片也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干巴巴的，早已失去了色彩和活气，唯独时间近乎完美地沉淀了下来。

原定祖母的葬礼过后休息三天就返回东京，找新工作也不是完全没门路，打算试一试再说，另外还打算搬个家改变一下心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懒得动身了。说得准确些，就算我想动也已经动不得了。我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听旧唱片、重读往日读过的书，有时拔拔院子里的草。谁也不见，除了家人跟谁也不说话。

如此时间里，一天姨母来了，说表弟这回要去一家新医院，问我能不能陪他去一趟，并说本来应该她自己去，但那天有要紧事要办。医院就在我就读过的高中附近，地点清楚，又闲着，没有理由拒绝。姨母还递过一个装钱的信封，叫两人用来吃饭。

表弟之所以转去新医院，是因为原先去的医院几乎没有什么医疗效果。不仅如此，耳聋周期还比以前缩短了很多。姨母抱怨了医生几句，结果对方说病因恐怕不在于外科，而在于你们家的家庭环境，于是吵了起来。当然说心里话，谁也没指望换一家医院表弟的听觉障碍就会马上消除。看样子，周围人对他的耳朵已基本不抱希望，尽管没说出口。

我和表弟虽然家离得近，但由于年龄相差不止十岁，所以没有什么密切交往，不外乎亲戚相聚时把他领去哪里或一起玩玩那个程度。尽管这样，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家还是把我和这个表弟看成“一对”。就是说，大家认为表弟特别亲近我，而我也特别疼爱他。对此我很长时间里不明所以，但此时看见他这么歪起脖子把左耳一动不动对着我的样子，我奇异地为之心动了。他那不无稚拙的一举一动就像很久以前听到的雨声一样让我感到分外亲切，于是我多少明白了为什么亲戚们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原故。

车开过七八个站，表弟再次以不安的眼神往上看我的脸。

“还往前？”

“还往前。大医院，不可能看漏。”

车窗吹进的风静静拂动着老人们的帽檐和脖子上的围巾，我似看非看地看着。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到底想去什么地方呢？

“嗳，你要在我父亲的公司做工？”表弟问。

我吃惊地看着表弟的脸。表弟的父亲即我的姨夫在神户开一家很大的印刷厂，但我从没考虑过那种可能性，别人也没暗示过。

“没听说啊。”我说，“怎么？”

表弟脸红了。“只是忽然觉得。”他说，“不过那不蛮好么？可以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欢喜。”

录音带报出站名，但按停车钮的人一个也没有。车站上也没见有人等车。

“可我有事必须回东京的。”我说。

表弟默然点头。

必须回东京做的事一件也没有。但是我不能留在这里，不能。

公共汽车爬上斜坡，房舍随之变得稀疏，郁郁葱葱的树枝开始把浓重的阴影投向路面，洋人那围墙低矮的涂漆住宅也闪入眼帘。风带有丝丝凉意。每当汽车拐弯，海都在眼下时隐时现。一路上我和表弟便以眼睛追逐这样的风景。

表弟说诊疗要花不少时间，且一个人就行了，叫我在哪里等着。我对那位医生寒暄一番，便离开诊疗室走去餐厅。早上几乎什么也没吃，肚子已经饿了，可是食谱上的东西哪一样也引不起我的食欲，结果只要了杯咖啡。

因为是个普通日子的上午，餐厅里除了我只有一家人家的成员。四十五六岁光景的父亲身穿深蓝色条纹睡衣，脚上一双塑料拖鞋。母亲和一对双胞胎小女孩是前来探望的，双胞胎一身白色连衣裙，表情都一本正经，像趴在桌上似的喝橙汁。父亲不知是受伤还是患病，反正看上去不太重，父母也好孩子也好无不显得有点儿百无聊赖。

窗外舒展着一大片草坪。喷水龙头到处出声地旋转着，把银光闪闪的水花洒在绿色草坪上，两只叫声尖厉的长尾鸟笔直地掠过其上方，倏忽间从视野中消失了。草坪往前有几个网球场，网已拆掉，空无人影。网球场对面有一排榉树，从枝叶间可以望见海，微波细浪点点处处反射着初夏的阳光，闪闪耀眼。路过的风吹拂着榉树的新叶，吹得喷水龙头那有规律的水花多少乱了阵形。

我觉得很久很久以前似乎在哪里见过同样的光景。有宽阔的草坪院落，双胞胎女孩啜着橙汁，长尾鸟飞去哪里，没拉网的网球场对面闪出海面……不过那是错觉。虽然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但我完全知道那是错觉。毕竟来这医院是第一次。

我把脚搭在对面椅子上，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黑暗中，白色块体出现了，就像显微镜下的微生物无声地一伸一缩，或改变形状或四下扩散，旋即又聚成一个。

去那家医院是八年前的事了。是一家靠近海边的小医院，从餐厅窗口只能看见夹竹桃。老医院，总有一股下雨味儿。朋友的女友在那里做胸腔手术，我和他一起去探望。那是高二的夏天。

手术没什么大不了，天生有一根肋骨往内侧移位，要把它矫正过来。并非必须马上做，但既然迟早要做，还是早做为好，如此而已。手术本身转眼就完事了，只是术后静养很重要，便住了十天院。我俩一起坐一辆雅马哈125CC摩托赶去医院。去时他开，回程我开。是他求我一同去的，“不乐意一个人去什么医院。”他说。

朋友顺路在站前糕点铺买了盒巧克力。我一手抓他的皮带，一手紧攥巧克力盒。大热天，我们的衬衫被汗湿得一塌糊涂，又给风吹干，如此周而复始。他一边开摩托，一边以糟糕透顶的嗓音唱一首莫名其妙的歌。现在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汗味儿。那位同学其后不久就死了。

她身穿蓝睡衣，披一件及膝长的薄薄的长袍样的东西。我们三人坐在餐厅桌旁，吸短支“希望”，喝可乐，吃雪糕。她甚是饥不可耐，吃了两个沾满砂糖的炸面圈，喝了一杯掺足奶油的可可，仍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出院时要成猪了。”朋友看得目瞪口呆。

“没办法，康复期嘛。”她边说边用纸巾揩指尖上沾的炸面圈油花。

他俩说话时间里，我眼望窗外的夹竹桃。好大的夹竹桃，俨然一小片树林。涛声也传来了。窗口护栏已被海风吹得锈迹斑斑。天花板上吊一台骨董般的电风扇，搅拌着满房间闷热的空气。餐厅里充满医院味儿，无论食物还是饮料都不约而同地散发着医院味儿。她睡衣上有两个胸袋，一个胸袋上别着一支金黄色的小小的圆珠笔。往前弯腰时，从V形领的胸口闪出未被太阳晒着的平滑白皙的胸脯。

我的思路至此陡然打住。这是为什么呢？我开始琢磨。喝可乐、望夹竹桃、看她的胸脯，接下去到底怎么了？我在塑料椅上换个姿势，手托下巴，挖开记忆的沉积层，如用细细的刀尖撬软木瓶塞。

……我移开眼睛，想象医生们切开她的胸肌，往里面伸进用橡胶手套包裹的手指移动肋骨位置的场面。但那似乎非常不真实，像是打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