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百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少数民族以之煮饮奶茶的方式，是经得起考验和充满智慧的。

黑茶的工艺启蒙，来源于边销茶，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茶的利用和发展，首先从荆、巴地区开始，然后影响到长江流域，继而开始向北方地区传播的。唐代的《封氏闻见记》，记载过一个饮茶的传播片段：“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根据封演的记载，唐代的茶叶从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同时饮茶的习俗，从江淮地区沿着茶叶的运输路线，从山东的邹县、曲阜，经过济南、沧州、德州等地区，弥散式地向当时的洛阳、长安等京邑地区传播。

饮茶习俗最早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和传播，古今的很多历史资料，均指向唐初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各色茶叶及饮茶习惯。唐代陈陶的《陇西行》诗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如诗中所言，文成公主利用她尊贵的地位和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西藏人的饮茶习俗，我认为有此可能，但缺乏翔实的史料证据。

私房茶暗香盈袖

植物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机遇，如茶。唐代的饮茶之风，在当时是作为先进、时尚的文化形态，北传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其性质和模式，与可口可乐、星巴克、麦当劳等强势消费文化的入侵雷同，都曾以时尚的标签，风靡中国市场。《新唐书》有记：“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尽管当时少数民族的贵族，能有幸喝到唐朝政府赏赐的蒸青团茶，但茶叶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属于奢侈品。作为普通的百姓，是不可能轻易得到或拥有茶叶资源的。到了唐代的中后期，西藏地区的贵族，对茶有了一定的认知。据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这近似唐代封演描述的，来自江淮的茶叶色额、品种甚多。赞普展示给鲁公的茶叶，应该多为朝廷赐予的等级较高的贡茶。

即使到了宋代，茶也不是普通百姓，能够随便喝到的。辽国契丹皇帝过生日，在宋代皇帝馈赠的礼物中，据《契丹国志》记载：其中有“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的乳茶，是福建建州的团茶，辽人非团茶不贵。《辽宫词》有：“解渴不需调奶酪，冰瓯刚进小团茶。”虽赠茶数量区区，却由此可见宋代茶叶的珍贵。当普通百姓千方百计，能喝到点粗放的边销茶之后，金国统治者又感觉贸易逆差太大，政府财政吃不消，于是，尚书省便上奏说：“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属之物也，若不禁，恐耕财弥甚。”辽金上层对国人消费的这种冷静反省的图强精神，短短数年，就使外强中干、号称高度文明的宋朝王室，集体沦为阶下之囚。靖康耻，何可雪？鉴于此，据《章宗本纪》记载，皇帝完颜璟正式下令：“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见微知著，一个政权，励精图治值得称赞，但这种只许州官品茗，不许百姓喝茶的等级歧视，将会成为芸芸众生永远的愤愤不平。

宋代为了控制茶马交易，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别负责管理买卖四川茶叶与吐蕃马匹等事宜。不久，又把二者合并为茶马司，由政府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买马事宜。以内地多余之茶，换战争必须的番人良马，取长补短，占尽先机。黄庭坚有诗：“蜀茶总入诸番市，胡马常从万里来。”

四川产茶量大，西北又与西藏为邻，故川茶在历史上有“边茶”之称。用于茶马交易的茶，所需量大，多采得粗老质劣。待茶从四川运到少数民族地区，至少耗费半载光阴。篾篓包装的茶叶，在人背马驮的一路风雨中，必然吸湿受潮，因湿热作用造成茶的发酵及叶绿素脱镁，茶的色泽便由绿变乌，故在当时的边销茶，又称“乌茶”。《明史·茶法》有载：明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关于乌茶的重量，《宋会要辑稿·食货》有记：“利州路夏税37028斤，秋税170斤；夔州路7907团，每团25斤，共197725斤。”从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宋代的边销茶，不是八饼或20饼一斤的龙团凤饼，是体积很大的蒸压成团的绿毛茶。把茶叶体积高度压缩，是为了运输方便；采用25斤的蒸压绿茶为一团，大概是盛茶的篾篓体积所限。

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指出：“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元代四川销往藏区的茶，统称西番茶。唐代毛文锡《茶谱》记载：“邛临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名山者，其味甘苦。”名山，即是今天的四川蒙顶山。忽思慧所言的西番茶，即是四川临邛的火番饼，到了清代，仍是与普洱茶同等重要的贡茶。宋代梗粗叶大的“西蕃茶”，又叫马茶，就始于四川邛崃。

忽思慧作为元代著名的太医，记录了边销茶的喝法，或煎以酥油，或加奶煮饮。边销茶的作奶茶煮饮，自古至今，在边疆地区非常传统和普遍，上至唐宋，下至清代以降。

明朝嘉靖三年（1524），御史陈讲疏奏云：“以茶商低伪，悉征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篾上，书商名而考之。每十斤蒸晒一篾，送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这是历史上关于“黑茶”的最早记载。此时的“黑茶”，是以茶的外在色泽命名的。从茶的外观分析，这时的安化茶，已经初步掌握了黑茶的发酵、着色工艺。这意味着，自四川乌茶之后，真正意义上的黑茶类，终于开始崭露头角了。

湖南黑茶为什么会在明末开始崛起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代的茶马交易，仍然沿用宋制，在川、陕设立专门的机构，以茶易马。由于川陕边茶的产能，已无法满足茶马交易的需求，关键还质差价高，而湖南茶多又价格便宜。巨大的利差诱惑，必然驱动部分商人敢于铤而走险，于是，湖南安化开始率先仿制四川乌茶。晋商们跋山涉水，从原四川的酉阳越境，翻山越岭到达湖南的安化贩运黑茶。山西的茶商，在明代林之兰辑录的《明禁碑录》中，称之为“川商”，由此可见一斑。因为在明代，晋商先走私安化黑茶到四川，然后再以川茶之名销往边疆地区。当时，根据茶的外观形态不同，分水路和陆路走私。陆路贩运的是紧压茶，从安化洞市的茶马古道出发，由马帮驮茶，经新化的苏溪关，到怀化的辰溪改为船运，最后经现重庆的酉阳入川。当时的黑毛茶，主要用船载走水路，沿安化资江而下，经洞庭湖、长江，进入湖北的荆州，在这里完成对黑毛茶的蒸压精制，然后再经陆路运至四川。

随着黑茶走私活动的愈演愈烈，黑茶的制作技术，便在仿制四川乌茶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了。仿制没有标准，只需施以手段，做出茶的乌色，唯求形似，便可达到获利的目的。只要存在巨大的利益，就会驱动人类的魔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南安化的资江两岸，应该是中国最早进行主动探索和有意识发明茶类发酵技术的地区。由此可以推论，黑茶制作技术的启蒙，来自于四川乌茶；而黑茶发酵技术的主动研发，则肇始于湖南安化。

安化千两茶的制作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万历十三年（1585）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当安化茶的越境走私行为，影响到明朝政府利益的时候，严厉打击和禁止湖南之茶的贩卖，就是势在必行的国家之举了。明代《神宗实录》记户部复李楠议云：“奸商利湖南之贱，逾境私贩，番族享私茶之利，无意纳马，而茶法，马政两弊矣。”万历二十五年（1597），御史徐侨上书请朝廷放开湖茶时说：“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多而值下，湖南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以遏假茶。”至此，湖南黑茶才正式以“官茶”的面目，主销中国的西北地区，而四川边茶只能销往西藏了。所谓官茶，并非是指特别了不起的好茶。它是特指交完税、政府允许贩运的茶，是相对“私茶”而言的。《甘青宁史略正编》称：“兰州及河西喜用砖茶者居多数，砖茶名曰福茶，又曰官茶。其叶采自湖南，其制造在陕西泾阳，叶粗而色黑。”福茶，又叫茯茶，是在陕西泾阳压制的黑砖茶。

“自古岭北不植茶，唯有泾阳出砖茶”。陕西泾阳过去并不产茶，为什么会成为茯砖的主产地呢？这是因为，泾阳位于泾河水域的下游，湖南茶叶由南向西北运输，泾阳是必经之地。茶叶沿水路到达泾阳后，就要改为陆路，由马匹、骆驼承载运输。北方天干物燥，之前由竹篾篓包装的茶叶，到了泾阳，在卸船、搬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竹篾折断、茶叶撒漏现象。因此，为适应马匹、骆驼的长期旱路运输，茶叶就必须在泾阳完成压砖。黑茶必须就地压砖的原因：首先是进一步缩小茶叶的运输体积，增加运量；其次是秦人自古会打坯、做砖，秦砖汉瓦，人人皆知。会做砖就会压茶，泾阳人用盖房压砖的模具，对散茶进行简单的压制，自然是信手拈来、无师自通。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在湖南安化的山区，家家住的是木房子，所以不会打坯、做砖，也不可能去主动压制砖茶。到了1939年，彭先泽先生在安化的江南德和茶号，压出了湖南第一片黑砖茶。江南德和老号，紧靠资江南岸，始建于乾隆年间，它不仅是白沙溪茶厂的前身，而且也是民国彭先泽撰写《安化黑茶》、《安化黑砖茶》的风水宝地。江南德和老号，是安化黑茶无法避开的半部历史，深刻左右着近代黑茶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江南德和老号的旧址，与良佐茶栈毗邻，是万里茶道湖南段、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茶行。虽断壁残垣，风雨飘摇，却依稀可以透过历史的尘埃，看到江南德和当年的风采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