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复春：“此次去苏联，马林科夫主席可能会安排时间会见代表团。去年底，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谈到一次经互会的问题，马林科夫主席可能也会询问我们的意见。”

叶继壮：“是的，他们表示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主席：“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喽。经互会可能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好处，但经互会也不是唯一的办法。我们这四年就没有参加经互会，不也在发展嘛。经济在发展，和苏联的合作关系也在发展。加入经互会看似关系更进一步，其实可能出现另外的问题，麻烦很多，纠缠不清，如果理不清楚这些麻烦，反而会妨碍建设的发展。”

李复春：“所以我们划定的底线是，最多只同意中国作为观察员国的身份，在有必要参加会议的时候，列席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例行会议。”

主席现在的意见就如同51、52年时那样，中国想按自己的想法去发展，不想受经互会条条框框的限制，只想做贸易。既然不加入经互会也可以做贸易，那就没必要加入。

关于经互会的底线，代表团到了苏联需要注意遵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禁忌。

“不久前苏共向我们通报的事情，想必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已经看过文件了，”李复春说，“贝利亚背叛斯大林，图谋叛党叛国，已被逮捕和审判。此事在苏联国内非常敏感，我们到了苏联，在各种级别的会谈、谈判以及日常会晤时，尽量不要涉及这个话题。如对方直接问这个，并提出想听你的回答，那么就按照官方的说法回应。”

12月24日贝利亚被审判、处决，在苏联公开报纸上都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而已。中国这边的报纸和广播干脆就不提这事。

贝利亚6月底被捕的消息，苏联捂了近两个月，8月份苏联才把高山叫过去口头传递的这个信息，不用敢电报也不通过大使馆转达。12月底贝利亚被枪毙，苏共是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通知中国的。

唐华也没有向主席和总理预警“推算”出此事。贝利亚这人被抓了被枪毙了，其实和中国没啥直接的关系，没有大的正面影响也没有负面影响，不用搞得那么紧张。

总会计师：“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棘手，我们要尽量回避。”

刘副主席：“苏联和东欧今年发生了不少事，有一些不稳定。3月斯大林逝世。之后西方对东欧渗透和颠覆，东德出了个617事件。斯大林逝世后的几个月，苏联内政和外交政策还发生了不少的改革和转变。现在苏联同志的情况通报没有把这些情况讲清楚，不好说哪些是贝利亚擅自做的、哪些是苏共主席团一致认可的。我们在这方面的言行一定要谨慎。”

代表团成员都郑重点了点头表示记下了。

会议的主要议程到这里就基本算完成。

“关于苏联最近一段时间的政策转变，我一直想搞清楚，”外贸部长叶继壮说，“有一些改革和斯大林同志在世的时候的理论体系有明显的不同，当然7月份以后渐渐又改了回去。这种情况就算是有贝利亚在后面捣鬼，可苏共怎么会让它发生呢？”

说到改革以及斯大林的理论体系，主席、刘副主席、彭镇、陈副总理这几位在去年听过斯大林录音的沉默了。尤其是李复春，斯大林突然来到一五计划考察组说一大通话的时候，他可是在现场的。

不过叶继壮不知道这事。

“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还是要多实践，然后再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理论。”刘副主席说。

“其实，斯大林同志在1951、52年可能在思考理论体系的更新与改革。”唐华说。

主席、刘副主席、彭镇、陈副总理：？！

唐华不知道这几位大佬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1952年2月1日，斯大林同志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承认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矛盾。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有商品为目的的生产，价值规律也仍然起作用。”

唐华回忆了一下，继续说道：“书中没有直接说大的概念，但是这些一条条的局部观点统合起来，与斯大林同志在三十年代执行的经济政策、理论有了相当大的区别。换句话说，1952年的斯大林同志否定了1936年的他自己。”

“1950年到1952年，苏联有一些干部建议实现政治民主化，以解决国家经济体制的僵化问题，提高消费水平。斯大林觉察到他们的言论之后立刻发起了严厉打击，压制了这种思潮。”

“但在严厉打击政治民主化的干部的同时，斯大林同志写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但如此，1952年的苏共19大，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益有限，企业经营不善，原材料和工具严重浪费，官僚主义、腐化现象严重——这些都是那批被严厉打击的干部最先提出的当前的体制问题。”

“所以，我的推测是，”唐华把后人对斯大林的研究的结论抄了出来，“斯大林同志意识到了苏联体制存在问题，需要从根本的理论上进行改革，但坚决反对引用西方的政治体制。至于应该怎么改革，因为斯大林同志突然逝世，现在我们也无从得知了。”

“别说了，这个话题别说了。”总会计师低头，左手扶额。

刘副主席：“还是那句话，要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