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红一军团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潇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二师。
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目前还没有赶到，林彪对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桂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
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东向西找到了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并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桂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
四团到达湘江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仔细一听，竟是桂军发出的。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桂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了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的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令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六师呼唤四团的，六师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六师不知桂军也已经到达了界首，号声令双方都知道了相互的存在，于是情形骤然紧张起来。
四团刚隐蔽好，便见一队桂军排列成战斗队形，沿着通往界首的公路运动而来。桂军的武器十分精良，因此他们的行军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可是，等他们走进了四团的隐蔽区域后，团长耿飚一声令下，四团开火了。桂军的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在了一起，混乱的桂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桂军没能支持片刻就留下了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飚异常高兴。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六师的先头部队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二师师长陈光的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了命令的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飚说：“团长，问题严重了。”
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全州急促前进。但是，当五团接近全州的时候，发现全州已被湘军刘建绪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全州不在中央红军的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
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处的觉山、脚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
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啃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
从左翼的界首到右翼的脚山铺，距离约为三十公里。
这三十公里将是近十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
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
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的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脚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三十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
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了觉山。
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黏着炒米。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七十公里。
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地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
敌情比想象的严重。
二十七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全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了全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六个师已经以拉网的阵形扑了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把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经和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
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了上来，而西面就是湘江。
自十一月二十二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五天，现在，这条“走廊”已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
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全州、界首以南的恭城移动后，引起了何键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键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
若灌［灌阳］、兴［兴安］、全［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萧、贺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桑植］、永［永顺］，逼近辰［辰溪］、沅［沅陵］，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
最后，何键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
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唯有勉策驽骀，不稍回顾，继续追剿。用敢历陈利害，幸乞钧座睿察详筹，指示机宜，俾资尽力，无任惶悚待命之至。
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键和薛岳结下怨恨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之后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了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湘南的白牙，沿着夫夷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过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
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到湖南的腹地去。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
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
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伤病员的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的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和敌人打起来了，指挥员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渡口……
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
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处的鲁班桥、脚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的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
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圩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
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
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七十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已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七十公里的路走了整整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对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进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市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四十一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四十一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八十二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许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起义农民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距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恣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它纵横驰骋；它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它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它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个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毛泽东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并且在这里演奏了韶乐引来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十七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贻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贻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了二十二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八十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贻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咏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了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伢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她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
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猴气”：八岁就在学堂里和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十岁干脆从学堂逃跑了，要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三天才被找回家。十三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漂满了碧绿的浮萍。十四岁时父亲给他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这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同意他到邻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一千四百个铜板作为五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的账本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才一字不差地放进了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稚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
新式学校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五十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它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一九一一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了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就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三篇作文，其中两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我没有觉得代替别人考试是不道德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评判自己。
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一半让毛泽东用来购买书籍了。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因此，他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一九一八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俄国诞生的时候，幻想成为“奇人”的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他追随着去北京大学执教的杨昌济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负责打扫卫生、整理书籍和登记借阅者的姓名。这个已经二十五岁的湖南青年孤独而寂寞，他穿着褪色的旧蓝布长衫和布鞋，一口湖南乡音在学术圣殿里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我的地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和我来往。”唯一能让毛泽东心境好转起来的是杨昌济年仅十八岁的女儿杨开慧温柔动人，当她走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如梅花盛开在中国北方初春的阳光下。不久杨昌济因病去世，悲伤的杨开慧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她面前的这个贫穷而高大的青年。
毛泽东站在北京大学光线昏暗的借阅室默默地观望着，他看见了很多令他崇敬不已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还认识了谭平山、张国焘、陈公博。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斤把”。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的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有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兼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且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决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么？”农民们砸了老爷们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押，不准退佃，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快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三十九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
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七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了拍摄的影片，他很认真地观看了，他很想看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油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了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湘南道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向西偏一点，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
六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了何键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十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二三万接触。谓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实众；谓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两三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键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但是何键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属文市及湘属寿佛圩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属石头圩、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线”。电报的最后，何键表示湘江防线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毕，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期收聚歼之效”了。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
就在蒋介石收到何键的电报的同时，何键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匪两万余本［二十七］日晨抵达文市。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二三千人，刻正分途通过茅埠、屏山渡、凤凰嘴之线，向我侦察。”
何键立刻给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了急促推进防线的电报：
第二路司令薛岳、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第五路司令李韫珩：
匪循萧匪故道西窜企图甚明。彭匪德怀到达文市，有晚在江西渡架设浮桥，今晨续向古岭头、鲁荐、两合坊移动。其右侧卫经桥庄村、黄腊洞，宥［二十六日］日已到西头附近；左侧卫在永明附近地区构筑工事中。与第三、四两路保持接触之匪仅少数后卫。我桂军十五军全部感［二十七日］午可在灌［灌阳］属新圩、全［全州］属石塘圩、咸水以南之线展开完毕。我第一路章［章基亮］、陶［陶广］、陈［陈光中］各师，感日推进全州；第二路向东安、黄沙河推进；第五路仍遵前令迅经零陵、东安西进。着周司令浑元、李司令云杰速督所部觅匪猛攻，以收包围之效为要。
总司令 何键 感巳衡总参机
何键的电报发出不久，在中央红军的左翼，桂军第四十师师长王瓒斌的一个团到达了新圩，迎面与红三军团的部队撞上，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桂军处在一条隘路上，部队无法迅速布阵，因此拥挤在一起凭借火力优势与红军对峙。而在中央红军的右翼，刚刚筑好阻击阵地的红一军团听见了迎面而来的枪声——湘军刘建绪部开始了试探性进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了“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
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军委纵队从文市出发了。
刚刚走出文市，天空出现了敌机。军委纵队庞大的队伍混乱了一下，但敌机仅仅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
这架国民党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所看见的情景，定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从文市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行进着数万身穿灰色军装的红军，多路并进的队伍令小路无法容纳，于是田埂上、山坡上、沟壑里布满了滚滚人流，宛如漫山遍野都已成为战场——一个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的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状的网在快速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
天空阴沉，灰云低垂，似乎要下雨了。
西边，连接地平线的地方，斜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亮线，那就是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