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口相继同七八个漫步的人寒暄：“哟范吉利斯”、“你好啊范吉利斯”、“早上好”、“你好你好”。如此互致问候，但脚步不停。看来，寒暄不停步似乎是希腊一般习惯。若因寒暄而一一停步，那么恐怕哪里都到达不了。的确，如果停下脚步，大有可能卷入没完没了的长谈之中。所以大家都像蝴蝶一样行走，像蜜蜂一样寒暄。进得小巷，巷口呆呆站着的理发匠老伯道一句“你好范吉利斯”。和蔬菜店的老板来一声“你好”，和超市的老伯说“早上好”，和卖菜者连道“你好你好”，和穿黑衣服的胖老太婆擦肩而过时对方问“你好吗范吉利斯”，站着交谈的三个人连声说“你好”、“还好”、“早上好”，电气用品店的老伯问道“喂范吉利斯最近怎么样啊”——看着都觉眼花缭乱，根本顾不上计数。这已经是电子游戏，对于眼前忽然出现之人要一瞬间判别出是①“需要寒暄者”还是②“无需寒暄者”。即便来人属于①，也要根据对象确定寒暄的grade（等级）——一看即可得知grade分得相当细，并且必须遵守若非特殊对象则不停步这条基本规则。可是范吉利斯对此应对自如，轻轻松松穿街过巷。寒暄对象的数目五分钟差不多有四十人。非同小可，堪称高手。我无论如何也当不成希腊人。

<h2>撤离米科诺斯</h2>

这篇文章的雏形是离开米科诺斯不久为一家文艺刊物写的东西。为避免同其他文章重复，后来多少有所改动，但基本保留了原貌。现在回头看来，不难看出当时自己的心很有些僵冷，尽管写的当时没有意识到。

我想文章这东西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形。写的时候由于写的东西太自然太理所当然（因为原则上我们是紧贴当时当地自己的心态写文章的），所以对于自己所写文章的温度、色调和语势往往很难当场作出客观判断。

不过我想，心有时候是会冻僵的，近乎绝望的冻僵，尤其是在写小说的过程中。

※

1986年12月28日。星期天。雨。

今天我将离开这座海岛。

6点半起床，伏案写一小时左右的小说下文。大致收尾的时候，将一摞信纸装入大号信封，而后放进结结实实的旅行箱最底层以免弄皱。在米科诺斯的生活也今天截止。回想起来，在这里生活的一个半月居然全是坏天气。每星期有一两天晴空万里的好天气降临，但此外都提不起来，不是下雨就是刮风，或者风雨交加，而且天空基本上阴沉沉的不见天日。置身于如此美丽的海岸之间，实际下海游泳却仅得一次。

最后一天还是下雨。无声的细雨，又有风。

紧挨我们所租房子的后院，有一块不大的牧场（或者不如说像是一块荒草甸），放养着三四十只羊。不时有似乎坏心眼的羊倌夫妇赶来（长相仿佛狄更斯小说中出现的情侣），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用棍子狠打不听话的羊。从桌前可以把牧场全景收入眼帘。写作当中，我蓦然抬眼从窗口打量羊母子，以此作为小小的乐趣。但随着冬日的推移，草很快少了，羊们在十来天前被一只不剩地转移到其他牧场。现在窗下铺展的仅仅是寒伧的褐色地面，既看不见拼命扑在母羊脚下的小羊，又听不见好像用直尺拉出的一条线那样没有起伏的单调叫声。看着空荡荡的牧场，清楚地认识到季节利利索索带走了它要带走的部分。

牧场往前有条通往山上的坡路，一辆旧卡车拉着建筑材料似的东西晃晃悠悠往山上爬去。早上的细雨冷冷地淋湿了地表所有物体。我怅然望着外面，心里想着刚刚写完的那一章。下雨的早晨写的文章，不知何故，就成了下雨的早晨那样的文章。事后不管怎么修改，都没办法从中消除早晨的雨味儿。羊们荡然无存的凄寂的牧场上无声无息降落的雨的气息，淋湿翻山越岭的旧卡车的雨的气息——我的文章就笼罩在这种晨雨气息中，半宿命地。

下到楼下，在厨房烧水、煮咖啡。这工夫里老婆醒了进来，加热平底锅煎薄饼。今天是最后一天，必须把电冰箱里剩的东西逐一消灭干净。冰箱残留一点做饼的面粉和牛奶，所以无论谁怎么认为，早餐都要吃薄饼。面粉、鸡蛋和牛奶的比例是有些不当，但也只好凑合了，毕竟是处理剩余物品。我把剩余物品做成的薄饼切成小块送入口中，忽然想起拿破仑军队从俄国撤退时的情景。一场最艰难、所获最少的撤军。在雪原上腾跃的哥萨克士兵。暴风雪。枪炮声。

不吃西红柿？老婆问。

西红柿剩了好多好多。吃，我说。把西红柿切了，洒上盐末和柠檬汁，再细切了香草洒上。咖啡和薄饼和西红柿色拉。士兵们渡过冰河，用冻僵的手烧毁桥梁。他们离开故乡实在太久了。

电冰箱里还有什么，我问。

意大利面条、西红柿罐头、大蒜、橄榄油和鸡蛋、一点点米、半瓶葡萄酒、金枪鱼罐头，也就这些了。

如此说来，午饭铁定是配以金枪鱼罐头西红柿汤的意面。归根结底，撤退便是这么个东西。也罢，吃完午饭，我们就离开这里，午饭吃什么都不是大问题。我一边听劳拉·尼罗（Laura Nyro）的旧音乐磁带一边吃薄饼，吃罢收拾行李。收拾当中蓦然想道：这一个半月时间对于我到底算什么呢？自己在这季节不对头的爱琴海孤岛上到底干了什么呢？对此我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脑海里生出疙疙瘩瘩般的空白。

得得，到底干什么来着？

在某种意义上，我迷失了自己，如同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雪原上踉踉跄跄行进的疲惫士兵。

但过了一会儿，我当然想起来了，想起了自己迄今在这个场所的所作所为。我写了几篇类似游记的文章，翻译也脱稿了，还写了长篇小说的最初几章。成果不算差，我想。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某种意义上迷失了自己，而觉得彻底迷失自己的时候，我甚至朝石墙狠狠踢去，可以说是穷途末路。我知道这样做所得到的无非脚痛罢了，已是第一百二十五次知道。

是的，我的小说沾有黯淡的雨味和夜半剧烈的风声。尽管没有沙俄战线那般严重，但也还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战斗。喂喂那不对的，你挖出的不是我的尸体。是和我相似，但不是我。你多少误解了我。或许冻僵的尸体看上去全都差不多。

我的迷失，并非因为我远离故乡。我所以迷失自己，是因为我远离了自身。并且今天我就要从疏离自己本身的场所作进一步移动。无限相减，或无限相加，或多或少。都无所谓，彼此彼此。

2时35分飞往雅典的飞机起飞。我被抛入汹涌的重力之中。也许看上去不然，但确乎如此。我只能勉强扑在类似把手的什么上面。正因为这样，我才一直回想拿破仑撤离俄国的战役。我无法抹除那一幅幅图像。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下这么多的雨呢？

※

11点15分，约翰来了。

约翰是比利时人。其原名早已忘了，一个听不习惯的相当烦琐的名字。此人很早以前来到希腊，直接住了下来，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讲得非常流利，年纪四十上下。前额发际后退得厉害，总是穿一件开线的毛衣。估计已经结婚，因为见过一次他和希腊女性及其母亲模样的妇女在一起。虽说住在爱琴海，脸色却很苍白。嘴唇每每扭歪六厘米。他憎恶几乎所有的希腊人，而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漠视他或奚落他。我一说自己是作家，他就对我产生了莫大兴趣。

“跟你说村上先生，你我是知识分子。这里其他家伙清一色是傻瓜蛋，傻瓜蛋里的野蛮人。”约翰说。对于住在米科诺斯的其他欧洲人的智商，他也不以为然。

他在旅行代理店工作，是我所租房子的当地代理人（agent）。房租付给他，有怨言（有若干）找他抱怨。约翰今天是为计算电费来的，他把电表数字计在手册上，计算金额。我付给他大致五千日元的电费。他也不问可不可以就脱掉雨衣走进房间，神色悒郁地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了三十分钟。

“跟你说村上先生，以前我想当编辑，”他说，“但终究没当成。你猜因为什么？”

我说不知道。不可能知道。

“因为失望，”他把嘴唇往安特卫普[6]方向扭歪八厘米，“对于出版界的状况。明白？”

我答说不明白。

“我不能忍受的是那种大批量生产体制。弗莱明[7]写的007什么系列第十八、第三十六——那简直就是麦当劳连锁店。有资本的出版社出版那么无聊的书大赚特赚，脑满肠肥，而志向高远的人却始终被踩在脚底下，这就是出版界的现状。这个叫我无法忍受，现在也忍受不了。可明白，村上先生？”

唔唔。

“所以我才离开比利时，干干脆脆地。之后来到希腊。为什么选择希腊呢？那是因为希腊是欧洲的边角——离开欧洲没把握混下去。所以来到边角。好地方啊，除了希腊人。恕我直言，我认为那些家伙无可救药。例如范吉利斯，那家伙连英语都讲不来，脑袋不开窍的懒汉，没有希望。看这些家伙真是看够了，有时很想回比利时去。就算是骗子文化，但至少那里还有文化这个东西。”

这就是比利时战后出生高峰的一代。得得，世界所有地方都好端端地活着我们这代人，尽管有些疲软褪色。但我什么也没说。说实话，比之约翰，我远为喜欢不开窍的范吉利斯，超过约翰二十倍。可是这种话无法说出口。

“我喜欢三岛和大江[8]。”这位名叫约翰的比利时人说，“可曾见过他们哪位？”

我答说没有。

约翰摇了几次头，像是表示遗憾。“对了，你写怎样的小说呢，村上先生？”

我说介绍起来十分困难。

“前卫性质的？”

或许可以多少那样认为，我回答。可不可以呢？

他再次摇头，仿佛摇头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膝头摩擦双手，好像说那也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往下我们谈了一会儿小说，然后他从沙发站起，穿上雨衣，向我伸出手：“能见到你很高兴，村上先生。毕竟这座岛上几乎不存在类似文化的东西。”

约翰，我也为见到你高兴，后会有期。

“噢，雨好像停了。”他仰望天空说，“这回不要紧了，飞机可以起飞了，祝你旅途愉快！”

我说谢谢。

我们再一次握手告别。我再一次联想到拿破仑的撤军，眼前浮现出开始秃顶的、名字难记的比利时人约翰一边吐着似乎并不雅观的白气一边举斧头砍桥的光景。这里没有文化，他摇着头说。他何苦来这样的地方呢？既然这样，留在比利时不还好些？跟你说，约翰，你怕是忘记比利时了。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已经发生了。你的心情不是不可以理解，可是1960年代早已消失在背后，早已远去。

约翰走后的房间里仍存留了一会儿他的焦躁，他的文学性自我犹如细微的尘埃飘来飘去。还剩有六七厘米的嘴唇的扭曲，如同死者的纪念品。

约翰让我想起历史上无所不在的死，觉得应该有人为约翰写一本传记，应该有人精确而详细地描绘他的疲惫他的向后撤退的头发他的开线的毛衣他的希腊岳母及其通往三岛和大江的人生旅程，并且像戴米尔[9]的《十诫》那样浓墨重彩。我坐在沙发上，一边感受房间中漂浮的约翰的焦躁，一边这样思来想去。

此后去了范吉利斯那里。范吉利斯在昏暗的房间里，正戴着老花镜补渔网。他一个人的时候几乎不开房间电灯，我想大概是为了省电。在昏暗中独处，范吉利斯显得比平时苍老。

我敲门进去。范吉利斯打开灯，放下渔网，让我坐下。他慢慢摘下眼镜，擦火柴点燃呛人的希腊香烟，随即轻咳一声，问我喝不喝咖啡，我说谢谢。

“喂春树，还有六个月。”他眨巴着眼睛说，“六个月后养老金就下发了。”他的确是在盼望养老金。“你今天就离开岛吧？你一走可就寂寞了。”他说，“你不在，就剩我范吉利斯一个人了。”

“不是还有那个德国电影导演么？”我说。

“哪里，他今天也回去。剩下来的只有我和金丝雀。”

“还来的，范吉利斯。辞去这里的工作后，不也还是在港口咖啡馆里转来转去吗？”

我们各喝了两杯范吉利斯珍藏的白兰地（这种时候喝一点儿也无妨吧），握手，以希腊方式拥抱告别。然后提起旅行箱走到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在那里等待开往机场的小巴士。

在那空空荡荡的高级住宅小区住了一个半月的差不多只有我们俩。我们和范吉利斯和他的金丝雀。我们离开前一星期，那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的德国电影导演（名字忘了）从伦敦回来了。范吉利斯说此人总是闷在这里写电影脚本。确实，德国人似乎一直独自静静写电影脚本。我也一直写小说。约翰则一直满岛播洒他的比利时牌焦躁。范吉利斯一直补渔网，一直拆解钓乌贼的针捆。港口附近那个报摊少女在我每次去买《雅典新闻》时都把报纸恨恨甩给我，然而我直到最后都对她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十四五岁，鼻子下面已经生出淡淡的胡须，但看上去并不像多么坏的孩子，她只是焦躁罢了，一如其他多数人。

风持续刮，雨经常下，冬天整个包围了海岛。我们每次去取洗的衣服，洗衣店老板娘都微微摇头，就差没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12月中旬，她对我问道：“莫不是你们打算在这里过冬？”我答说不不，年底离开这里去罗马，于是她显得多少放下心来。是的，这里不是游客过冬的场所。“以前去过日本的。”烫熨斗的老板娘的丈夫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以前上船来着。可如今他在洗衣店里几乎从不开口地熨衣服。

在1986年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即将离开这座岛。我在空气滞闷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等待开往机场的巴士。外面，风越刮越猛。飞机能起飞吗？松动了的球形门拉手“咯咯嗒嗒”响个不停。疲惫不堪的门拉手，就好像穷途末路的李尔王。

再见，米科诺斯岛！

我瞥了一眼装有小说原稿的旅行箱，然后怅怅地望着窗外白浪滔天的海港。海鸥以撕裂乌云之势笔直地飞去。有人就机票问题对办事处女士发牢骚。敲击电脑键盘的“呯呯”声不绝于耳。两个年轻士兵无所事事地看体育报。另有加拿大一家老小。一如大多数加拿大人，背囊上缝着加拿大国旗。亦如大多数加拿大人，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简直像在说我等乃是表现无聊的小小权威。

我从某处迁往某处。时间与场所——二者屡屡在我心中增加重量。我自身和时间和场所这三个存在的平衡趋于崩溃。

喂，比利时人约翰，莫非你正在拆自己的桥？弄不好可是哪里也去不了的哟！

乘坐2时35分飞往雅典的班机的先生们女士们……工作人员吼道。得得，飞机起飞。我把石油洒在桥上，小心擦燃火柴不让风吹灭。球形门拉手“咯咯嗒嗒”一个劲儿颤抖。深重的天色又有一种颜色涂了上来。我在风雪中大声喊叫：喂我都说了，那不是我的尸体！相似，却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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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1933—）。

[2] 日本有名的大商店。

[3] 日本电影制片厂名。其厂名背景为汹涌的海浪。

[4] 英国科幻小说作家、评论家（James Graham Ballard，1930—）。主要作品有《残忍展览会》、《宇航员之死》等。

[5] 美国电影导演（Howard Hawks，1896—1977）。主要执导影片有《光荣之路》、《红河谷》、《勇敢的利奥》等。

[6] 比利时的港口城市。

[7] 英国悬念小说作家（Ian Fleming，1908—1964）。因创作以代号“007”的英国谍报人员邦德为主角的系列长篇小说闻名。

[8] 指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

[9] 美国电影导演（Cecil Bbunt DeMille，1881—1959）。主要执导影片有《十诫》、《草莽英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