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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双胞胎女郎分手大约半年光景，我在一本摄影画报上见到了她们。

照片上的双胞胎穿的不是印有“208”和“209”番号的运动衫（和我一起住时总穿来着），这回衣着相当潇洒得体。一个身穿混纺连衣裙，一个身穿质感很强的棉布夹克样的东西。头发比以前长了不少，眼圈甚至化了淡妆。

我一眼就看出是那对双胞胎女郎。虽然一个头向后，另一个也只看见侧脸，但在打开画页的一瞬间我就看出来了。就像耳朵捕捉到不知听了几百遍的、已彻底灌进脑袋的唱片的最初一个音符，我在刹那间便对一切了然于心：原来她们在这里！

照片照的是一家刚在六本木边缘开业的迪斯科舞厅里的光景。画报以六页篇幅专门介绍所谓“东京风俗最前线”，第一页便是双胞胎的照片。

照相机是以广角镜头从多少高些的位置拍摄的，加之舞厅很大，若无文字说明，较之迪斯科舞厅，恐怕说是别具一格的温室式水族馆更叫人相信，因为什么都是玻璃的。除了地板和天花板，无论餐桌、墙壁还是装饰物无一不是玻璃制品，并且到处摆有堂而皇之的赏叶植物。

用玻璃隔开的单间里边，有的有人斜倾着鸡尾酒杯，有的有人舞兴正酣，这使我联想起精密透明的人体模型样的物件，每一部位都按照规定准确地运作着。

照片右端有一张硕大的卵形玻璃桌，双胞胎即坐在那里。两人眼前摆着两个煞有介事的热带饮料玻璃杯，和几个简单地装有炸薯片等零食的碟盘。两人中的一个双手搭在椅背上，整个转过身去，出神地看着玻璃隔墙对面的舞池；另一个朝着邻座一个年轻男士在诉说什么。假如没有那对双胞胎，照片本身当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场景，无非两个女郎同一个男士在迪斯科舞厅餐桌旁喝酒罢了。舞厅名叫“玻璃笼”。

我拿起画报纯属偶然。进这家酒吧等一个工作上的朋友，碰巧时间多了出来，便拿起店内杂志架上的杂志“啪啦啪啦”地翻看。若不然，根本不至于特意看什么已过期一个月的摄影画报。

双胞胎的彩色照片下附有极为平常的说明：“玻璃笼”是时下播放东京最流行音乐、聚集最新潮人士的迪斯科舞厅。舞厅内一如其名，玻璃隔墙纵横交错，甚至使人联想起透明的迷宫。里面各类鸡尾酒应有尽有，音响效果也设计得无有不周。入场者在入口处受到甄别，衣着不整者或无女伴者不准入内。

我向女侍要了第二杯咖啡，问她可不可以把这个画页剪下带走。女侍说现在负责人不在，不晓得可不可以，不过这东西剪下来怕也没什么人理会的。于是我用塑料菜谱将那页齐齐裁下，折成四折揣入衣袋。

回到事务所，只见门大敞四开，里面空无一人，桌面上文件乱七八糟，洗碗槽里杯盘狼藉，烟灰缸里满是烟头——事务员女孩感冒了，已三天没来。

我心里暗暗叫苦。三天前还一尘不染的办公室，现在简直成了高中篮球队的衣帽间。

我用壶烧了开水，洗一只杯子冲了速溶咖啡。找不到咖啡匙，遂用看上去还算干净的圆珠笔搅拌着喝。味道绝不美妙，可总比喝白开水多少有点滋味。

正坐在桌头一个人喝咖啡，隔壁牙科诊所负责收发接待的打工女孩从门口探进头来。她长发披肩，身材小巧，甚是漂亮，只是皮肤黑些，最初见面还以为混有牙买加人或什么人种的血统，一问，原来出生于北海道乳畜业农户家庭。她自己也不明白肤色何以如此之黑，总之穿上这白大褂，就更是黑白分明了，活脱脱成了艾伯特·施瓦茨的助手。

她和我们事务所打工的女孩同龄，有空时常过来两个人说话，我这边的女孩休息时，她还替我听电话做记录。电话一响，她就从隔壁过来拿听筒问有何事，所以我们不在时总让门一直开着。反正小偷进来也没什么可偷。

“渡边升出去了，说是去买药。”她说。渡边升是我合伙人的名字，当时我和他开一间小小的翻译事务所。

“药？”我有些吃惊地问，“什么药？”

“太太的药。胃不好，说要用一种特殊的中药。到五反田那儿的药店去了。说可能耽误些时间，叫你先回去。”

“唔。”

“还有，你不在时有几个电话打来，都写在那儿了。”说着，她指了指压在电话机下的白便笺。

“谢谢！”我说，“幸亏你在。”

“我这边的老板建议买个录音电话。”

“讨厌那玩意儿，”我应道，“冷冰冰没人情味。”

“不买也好，无所谓。跑走廊我还可以暖暖身子。”

女孩留下柴郡猫一样的笑脸离去了。我随即拿起便笺，打了几个要打的电话：明确印刷厂发货日期；同承接翻译的临时工商定翻译内容；求租赁公司修理复印机等。

如此回完电话，我就再无事可干了。无奈，便将堆在洗涤槽里的餐具洗了，烟灰缸里的烟头扔进垃圾篓，校准停了的时钟，把“日日翻”式的日历翻好，桌面上的铅笔插进笔筒，文件分门别类整理妥当，指甲钳收进抽屉。这么着，房间总算像个普通人的办公场所了。

我坐在桌头环顾房间，“不坏不坏。”我出声道。

窗外舒展着一九七四年四月阴沉沉的天空。云看上去宛如无缝平板，简直像给天空整个扣上灰色的巨盖。薄暮时分淡淡的天光如水中尘埃在天空缓缓飘移，无声地填满了钢筋混凝土和玻璃构筑的海底山谷。

天空也好街道也好房间也好，一律给涂上了湿乎乎的灰色，哪里都找不见接缝。

我又烧水冲了杯咖啡，这回可是用咖啡匙搅拌的了。接上收录机开关，嵌在天花板里的小音箱淌出巴赫的鲁特琴曲。音箱、收录机和磁带都是渡边升从家里拿来的。

“不坏不坏。”这回我不出声地来了一句。巴赫的鲁特琴曲非常适合这四月间不冷不热的阴晦的黄昏。

尔后，我端然坐正在椅子上，从上衣袋里摸出双胞胎的照片，在桌上打开。在台灯明亮的光照下，我有所思无所思地怔怔注视了好一阵子，蓦地想起抽屉中有照片放大镜，便用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扩大来细细察看。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却又想不出此外有什么可做之事。

冲着年轻男士的耳朵诉说什么的双胞胎中的一个——我永远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左臂置于玻璃桌面上。那分明是双胞胎的胳膊：细细光光，没戴手表，没戴戒指。

相形之下，听她诉说的男士神情总好像郁郁寡欢。男士长相很耐看，身腰颀长，身穿颇显气质的深蓝色衬衫，右腕套一个纤细的银镯。他双手放在桌面上，目不转睛看着眼前的细腰玻璃杯，给人的感觉仿佛那饮料乃是足以完全改变其整个人生的重大存在，而他正在被迫就此做出某种决定。杯子旁边的烟灰缸升起一道形状像是在诅咒什么的白烟。

同在我公寓时相比，双胞胎略显瘦削，不过我看不大准，或者是摄影角度和灯光所使然亦未可知。

我一口喝干剩下的咖啡，从抽屉里取一支烟擦火柴点燃，开始考虑双胞胎到底为什么在六本木的迪斯科舞厅喝酒。我所知道的双胞胎并不属于出入俗不可耐的迪斯科舞厅或描眼圈那一类型的人。两人如今住在何处、何以为生呢？那男士究竟是何等人物呢？

我把手中的圆珠笔杆转动了约三百五十次，转动的时间里始终盯视着这张照片。随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男士乃双胞胎眼下投宿处的主人，就像以前对我那样，双胞胎抓住一个偶然机会定居在了这男士的生活中。这点只消细看一下冲男子说话的那个双胞胎中的一个嘴角漾出的微笑即可了然，她的微笑犹如洒落在无边草原上的纤纤细雨，已经同她本身融为一体。她们物色到了新的住处。

我可以在脑海中推出他们三人共同生活的每一细节。由于所去之处的不同，双胞胎也许如流云一般改变了行动方式，但她们骨子里若干赋予其特征的东西决不至于改变，这点我一清二楚。她们恐怕现在也仍然咀嚼咖啡奶油饼干，仍然没完没了地散步，仍在浴室地板上不厌其烦地洗衣服。这就是双胞胎。

奇怪的是，不管怎么看照片，我都没对那男士产生嫉妒。不光嫉妒，任何种类的兴趣都未产生。他仅仅作为状况而存在，对我来说，无非从另一时代的另一世界里切分下来的断片性场景。我业已失去双胞胎，再绞尽脑汁也不可能失而复得。

我多少费解的是男子竟那般脸色阴沉。能有什么理由做出那么阴沉沉的脸色呢？你拥有双胞胎女郎，我没有。我失去了双胞胎，你还没失去。迟早你也会失去，但那毕竟是日后而又日后的事，何况你想都没想到自己或许会失去她们。不不，你有可能困惑。这不难理解，任何人都时常困惑，问题是你现在品尝的困惑并非是致命性困惑，这点想必你迟早也会意识到。

但不管我怎么想，都全然没办法把想法传达给他。他们置身于遥远时代的遥远世界。他们就像浮游的大陆，在我不知晓的黑暗宇宙里不知归宿地彷徨不已。

等到五点，渡边升也没返回。我把需要联系的几点事项记在便笺上，做回家准备。正准备着，隔壁牙科医生负责接待事务的女孩又一次跑来，问可不可以借洗脸间一用。

“随你怎么用。”我回答。

“我们洗脸间荧光灯坏了。”说着，女孩夹着化妆包走进洗脸间，站在镜前用梳子梳头，涂口红。由于洗脸间的门一直没关，我就坐在桌子的一端似看非看地看她的背影。脱去白大褂，只见她双腿真是诱人得很，稍短些的蓝色毛质裙摆下，可以看到膝后的小肉窝。

“看什么呢？”女孩边拿纸巾调匀口红边对着镜子问。

“腿。”我说。

“中意？”

“不坏。”我实言相告。

她妩媚地一笑，把口红装回化妆包，走出卫生间带上门，然后在白衬衫外面披一件天蓝色对襟毛衣，毛衣如云絮一样轻盈柔软。我把手伸进粗花呢上衣袋，又看了一会她的对襟毛衣。

“我说，是在看我？还是在想什么？”女孩问。

“我在想，这毛衣真是不赖。”

“是啊，贵着哩。”她说，“可实际没那么贵的——我以前在一家小时装店当售货员来着，什么衣服店员都可以打折买。”

“干嘛不卖时装，偏要来牙科医生这里干呢？”

“时装店工钱低，又都用来买衣服了。比起来还是在牙科医生这儿好，又能差不多免费治虫牙。”

“那倒也是。”

“可你穿衣服的品位也够可以的嘛。”她说。

“我？”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就连早上挑什么衣服穿都记不得了。一条上大学时买的驼色布裤，一双三个月未刷的蓝色旅游鞋，一件白色开领衫，加一件灰粗花呢上衣——便是如此装束。开领衫倒是新的，但上衣由于手总是插在衣袋里，形状早已崩溃得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啊！”

“配你倒蛮合适的。”

“就算合适也称不上品位，不过裹住身子不出洋相罢了。”我笑道。

“那买套新西装，改掉手插衣袋的坏习惯不就成了！是坏习惯对吧？好端端的上衣硬是给弄得没形没样。”

“是没形没样。”我说，“工作若是完了，回去一起走到车站好么？”

“好啊。”

我关掉收录机和扩音器，熄灯，锁门，然后我们沿下坡路往车站走去。我习惯上不带东西，双手仍插在上衣袋里。几次想按女孩的劝告尝试把手换到裤袋，结果未能如愿，两手插进裤袋总好像心不踏实。

女孩右手抓着挎包带，左手像打拍子似的在体侧轻轻摇摆。由于她挺直腰走路，看上去比平时身高要高些，步调也比我来得快。

或许因为无风，街上静悄悄的，就连身边驶过的卡车排气声、建筑工地的嘈杂声也变得含糊不清，仿佛透过好几层幕布传来的，唯独她的高跟鞋声像是在往春日迷濛的夕霭中有板有眼地打着光滑的楔子。

我不思不想地只管倾听鞋跟声，差点儿撞在从拐角飞出的小学生骑的自行车上。若非她用左手猛地拉住我的臂肘，我想肯定撞个正着。

“好好看着前面走嘛，”她很是惊讶，“走路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我做个深呼吸说，“只是发呆。”

“够让人操心的了，你这人。到底多少岁了？”

“二十五。”我说。年底二十六。

她终于把手从我臂肘上拿开，我们重新沿坡路下行。这回集中精神好好走路了。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说。

“没听说过？”

“没听过。”

“May。”她说，“笠原May。”

“May?”我有点意外。

“五月的May。”

“五月出生？”

“哪里，”她摇下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

“那何苦叫什么May。”

“想知道？”

“可能的话。”

“不笑？”

“我想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