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午饭时电话铃响了。
我在厨房里切面包夹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奶酪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备用刀一切为二——正要切时电话打来了。
等电话铃响过3遍,我用刀把面包切下一半,放在盘子上,擦罢刀放进抽屉,又把热过的咖啡倒进杯子。
电话铃还是响个不停,估计响了七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话,真不想接,却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全然不曾听过。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条时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女郎,而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府上吗?"女子道。语调严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冈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吗?"
"是的,冈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绵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长吗?"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绵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们姓加纳。"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来使我很是警觉。我拿电话机旁的铅笔用笔杆搔了搔脖后。对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语声,听筒中任何声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着送话口 同近处什么人说话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来,招呼道。
"实在失礼了。那么,改时间再打给您。"女子突然说道。
"喂,等等,这——"但此时电话已经收线。我手握听筒,定定看了好一会儿,再次把听筒贴回 耳朵——毫无疑问,电话业已挂断。
我心里怅怅的,对着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记不起接电话前自己想什么来着。右手拿刀 正要切面包的时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关重大的什么,是长期以来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在我要切面包时倏然浮上脑海,然而现在全然无从记起。我边吃三明治边努力回忆,但无济于事。记忆已返回其原来生息的意识王国黑暗的边缘。
吃罢午饭,刚收拾好碟碗,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即刻抓起话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声音。
"喂喂。"我应道。
"还好吗?午饭吃了?"妻说。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问。
"谈不上吃,"妻说,"一早就开始忙,吃东西工夫都没有。过会儿在附近买点三明治什么的吃。 你午饭吃的什么?"
我汇报了自己的食谱。她"唔"了一声,似乎不甚羡慕。
"忘说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说来着——有个姓加纳的人今天应该有电话打给你。" "已经打了,"我说,"刚刚。列举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举完什么事也没说就挂断了。到 底算什么呀,那?"
"挂断了?"
"嗯。说过会儿再打来。"
"那好,要是加纳再次打来,可要按她说的做哟,事关重大!说不定要去见见那个人的,我想。"
"见?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约会不成?"
"没有。"我说。昨天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我都没什么安排没什么约会。"可那加纳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样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关, 我可不愿意在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说过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无厌烦地说,"猫,猫的事。"
"猫的事?"
"跟你说,现在脱不开手,人家等着呢,电话勉强打的。不是说午饭还没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过去。"
"忙我知道。不过,突然把这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我头上我可没兴趣哟!猫又怎么了?那个姓加纳的……"
"反正按那个人说的办好了,明白?这可不是开玩笑。好好在家等着,等那个人的电话。嗯?挂了!电话果然挂断。
两点半电话铃响时,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为是闹钟响,伸手去按钟脑袋想止住铃声,但那里没闹钟。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发上。时候也不是清晨,是午后。我爬起去接电话。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午前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30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午后2 时30分。
"要很多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难,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宾馆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4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有什么理由非戴一顶红塑料帽不可呢!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那么,为慎重起见,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讲给我听一下吗?"
我开始归纳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岁。身高172厘米,体重63公斤,短发。没戴眼镜。"不不,这无论如何算不得特征,我边介绍边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里很可能有50人之多。以前我到过那里一次,是个十分宽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较为不同寻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样的特征。我有迈尔斯·戴维斯签名的《西班牙素描》。脉搏跳动相当迟缓,1分钟通常47次,高烧38.5度时也 不过70次。失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当然从外表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女子询问。
"这个嘛……"我说。可我考虑不好。"说不准,还没走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请系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来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说的口气说,"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说。我是有条带有奶油色小小水珠图案的领带,还是三年前过生日时妻送的。 "就请系那条领带。好了,4点钟见面。"言毕,女子放下电话。
我打开西服柜寻找水珠领带。不料领带架上没有水珠领带。我又拉开所有的抽屉,壁橱的衣箱也全部打开看了,但哪里都没有水珠领带。倘若那领带就在家中,我绝对可以找它出来。在衣服整 理方面久美子可谓一丝不苟,不能设想我的领带会被置于它平时所在场所以外的场所。西服——无论她的还是我的一-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条。衬衫一道褶也没有地躺在抽屉里。塞满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摆满卫生球,稍一开盖都觉眼睛作痛。一个箱子里装有她学生时代的衣服,带花的小连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类归纳得严然旧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为何特意保存这些东西。或许始终没有扔弃的机会而随身带到现在。也可能打算某个时候捐给孟加拉国,或者留给将来作文化史料。 总之,我的水珠形图案领带是哪里也无从觅得。
我手扶西服柜拉门,回想最后一次系此领带是什么时候。可偏偏想不起来。那是一条蛮有品位的漂亮领带,在法律事务所系起来多少有点浪漫过头。若系那样的领带到事务所上班,保准有人午休时凑到我跟前说什么"好漂亮的领带嘛,色调好,视觉明快",而且说个没完没了。然而那是一种警告。我所在的事务所,被人夸奖领带绝对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条领带上班。系那条领带时仅限于属私人性质且较为讲排场的场合,如去欣赏音乐或去吃正儿八经的西餐,亦即妻提议我"今天出门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时。机会诚然不多,但那种时候我系的便是这水珠领带。与藏青色西装相得益彰,妻也对这条领带青眼有加。而最后系这条领带是什么时候呢?我硬是全无记忆。
我再次检查一遍西服柜,然后作罢。看来水珠领带是因某种缘故下落不明了,于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装,往蓝衬衫上系了一条斜纹领带。到时再说就是。也许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发现一个戴红帽子的三十一岁女人,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一身西装坐在沙发上,盯视墙壁多时。实在有好久没穿西装了。一般说来藏青色西装这个季节穿来未免有点过热,所幸这天因下雨的关系,就6月来说还稍带凉意。我最后上班那天(4月间的事了)穿的即是这同一件西装。蓦地心里一动,逐个往衣袋里摸去。在内胸袋底端发现一张日期为去年秋天的收据。是在哪里搭出租车的收据。原本是可以向事务所报销的,现在则为时过晚。我将收据揉成一个球扔进垃圾箱。
辞去工作以来两个月时间里,西装竟一次也没上身。时隔许久穿起西装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好 像被紧紧箍在什么异质物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我立身在房间兜了一会儿,又去镜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体和平共处。我使劲伸直胳膊,使劲呼吸,弯腰屈体,检查这 两个月时间里体型是否有所变异。而后重新坐回沙发,可还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还每天穿西装上班来着,并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么别扭。我供职的事务所是个 对衣装相当挑剔的地方,就连我这等下级职员也被要求以西装革履。所以,我穿西装上班是极为顺理成章之举。
然而现在如此身着西装独自往客厅沙发一坐,竟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么违背规范的不良行为,有一种类似出于某种卑鄙目的伪造履历或偷偷男扮女装的负疚感,于是我渐渐呼吸不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