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佳白茶的品饮之美，如东坡诗云：“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

历史上最早记载绿雪芽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周亮工。清初，他在《闽茶曲十首》写道：“太姥声高绿雪芽，洞山新泛海天槎。茗禅过岭全平等，义酒应教伴义茶。”然后自注：“闽酒数郡如一，茶亦类是。今年得茶甚果多，学坡公义酒事，尽合为一，然与未合无异也。绿雪芽，太姥山茶名。”明代崇祯年间，周亮工在浙江做官，降清后，又任福建任布政使等职，他对福建的风土民情、茶史茶事尤为精熟。此时此刻，周亮工诗中写到的绿雪芽，就一定是白茶类吗？恐怕未必。

绿雪芽在明末清初，到底属于什么茶呢？是白茶类，抑或是绿茶类，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就需要梳理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做出进一步的证明。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写下《罗岕茶记》的长兴知县熊明遇，遭到魏忠贤一党的陷害被贬，治兵福宁道，即今天的福建宁德地区。据考证，熊明遇是在万历四十八年的三月，首次登上福鼎太姥山的。恰逢太姥山的新馆落成不久，熊明遇便借东坡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为新建取名“鸿雪馆”，以表达自己被放逐贬外的郁闷心情。那时的福鼎不像今天，还属东南海陬、蛮荒之地。接着，他又为“尧封太姥之墓”旁的岩洞，题书“鸿雪洞”，并落款“福宁治兵使者熊明遇书”，镌刻至今，历历在目。

三月十五日，熊明遇写下《登太姥山记》一文，收录到他的著作《绿雪楼集》中，表达了他对太姥山“余为之低徊不能去”的留恋。并赋诗一首：“我爱此山难屡至，犹如雪上印飞鸿。且为署题鸿雪馆，武陵春水学仙踪。呜呼，闽海无鸿亦少雪，太姥万古高嶻嵲，精气凝成无毁灭。”

根据明代学者谢肇淛刊刻于万历四十四年的《五杂俎》记载：“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而制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万历四十四年，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熊明遇未登太姥山之前，太姥山的茶因制造不当，品质欠佳，在当地基本没有什么名气，茶叶的销售难出乡里。从熊明遇任职浙江长兴，为当地的罗岕茶命名，并成功推出罗岕茶，一时为“吴中所贵”的系列政绩来看，绿雪芽的命名和声名鹊起，很难说与熊明遇无关。

熊明遇在《谢长兴僧送茶》诗前的小序中说：“岕茶名于近年，余令长兴时，仅庙后数垄铺绿，洞山则余从更丁玺臣垦种者，于是山中转相风效。”他还有《岕茶》诗云：“为吏洞山间，碧桃灼林影。春风官事疏，开园督种茗。”从熊明遇的茶诗与小序中能够看出，岕茶的种植、推广和兴起，与熊明遇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据统计，熊明遇一生写有58首茶诗，其中41首是吟咏岕茶的，由此可见，熊明遇对岕茶的喜爱程度。

因为熊明遇的住所，谓之绿雪楼，其文集又称《绿雪楼集》。假如绿雪芽真的是由熊明遇命名的，那么，明末的绿雪芽的制作，一定受到了熊明遇的指导或改造。试想，没有外来制茶技术的支持与启发，绿雪芽是不会在短时间之内，迅速地脱颖而出的。

周亮工在绿雪芽一诗的自注里，有“所谓闽酒数郡如一，茶亦类是”的解读。这说明，在博物学家周亮工的眼里，各地闽茶的制作工艺和福建本地酿造的酒一样，均水平不高，几无差别。他又说“得茶甚夥”的混合与否，其效果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某种茶叶的掺入，而明显提高了茶叶混合后的整体品质。这又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从明末绿雪芽诞生到清初，尽管声望很高，名气很大，但其品质已经名不副实了。更重要的是，假设清初的绿雪芽不是绿茶，以周亮工的学识和眼界，他是不会把获赠的多种绿茶，汇合在一起饮用的。若历史果真如此，那么，此时的绿雪芽，就是类似罗岕茶的先蒸后焙的绿茶。

很有意思的是，“绿雪”的称谓，并非福鼎太姥山独有。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引用《随见录》:“宣城有绿雪芽，亦松萝一类。”很明显，安徽宣城的绿雪芽，完全受到了松萝茶制法的影响。敬亭山所产的绿雪芽，属于烘青绿茶。敬亭绿雪，就是敬亭山绿雪芽的简称，以芽叶色绿、白毫似雪而得名，始创于明末，消亡于清代。历代文人均有把绿茶的白毫，喻之为“雪”的习惯。唐代贾岛有“芽新抽雪明”；宋代徐玑有诗“雪芽细若针”；陆游有“可压红囊白雪芽”；清代施闰章，在品鉴家乡的敬亭绿雪时，写下了“小试新茶全胜雪”。他另有“珍重宣州绿雪芽，钗头玉茗未许夸”等等。

另外，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在明代陆应阳的《广舆记》里，会有“福宁州太姥山出茶，名绿雪芽”的记载。如果对修订过的古籍版本足够熟悉，遇到这些类似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广舆记》版本，基本都是康熙二十五年蔡方炳的增订本，很多内容是在清代不断辑校、增补进去的。

清代顺治年间，周亮工在诗中记述过绿雪芽的名字。乾隆年间，邱古园著《太姥指掌》云：“磨石坑三里许至平冈，居民十余家，结茅为居，种园为业，园多茶，最上者：‘太姥白’，即《三山志》绿雪芽茶是也。”此处的“太姥白”，即是芽绿毫白的绿茶。没有证据证明，它一定就是白茶。

在民国以前的文献里，“白毫”多指等级较高、芽头白毫密布的绿茶。如广西的凌云白毫、云南的南糯白毫等。武夷茶的“白毫”，则是红茶里的一个类别。因为红茶采得嫩，叶背白毫较多故名。银针，多指茶的外形，如君山银针，千岛银针等。君山银针是黄茶，而千岛银针则是绿茶。对于茶类的辨别，千万不可随意妄生穿凿。白毫，是指茶的老嫩状态；银针是指茶的外形；白色、绿色、黄色等，则是专指茶叶的外观色泽。清代道光年间，在安徽巡抚端午节的贡品清单中，就有记载：“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此处的“银针”贡茶，就是指满披银毫的单芽绿茶。梅花片，是指芽叶翠嫩、状如梅花的叶茶。

绿雪芽，是何时完成的华丽大转身，由绿茶类一跃变成了白茶类？这要从中国红茶出口的大溃败说起。

早时的国外市场，很少有人喝绿茶。明末来到中国的利玛窦，曾这样评价绿茶，他说：“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偶然间诞生的武夷红茶，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欧洲的红茶市场，之后，其产量以几何级数猛增，红茶外销市场空前繁荣。直到1853年，太平天国战争波及武夷山区周边，逼迫闽北的茶企纷纷东移，使得闽东宁德、福鼎、福安的红茶开始崛起。如坦洋工夫、白琳工夫等等。然而，好景不长，1898年之后，中国红茶的出口外销，受到印度、锡兰、日本的阻击，从而迅速走向衰落，造成茶山荒芜、茶农辍业、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截至1918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销量，在国际市场的比重只占可怜的7。57%。

山重水复疑无路，红茶出口不畅之后的柳暗花明，就是无奈之下、红茶改制白茶的变通。据《政和县志》记载：“清咸、同年（1851～1874），菜茶（小白茶）最盛，均制红茶，以销外洋，嗣后逐渐衰落，邑人改植大白茶。”这个记载，包含的信息量足够大。首先证实了光绪五年（1879），政和大白茶首次采用压条法，成功进行了大面积的无性繁殖和品种茶的选育。当时选育的政和大白茶，是为了制造品质更好的政和工夫红茶。在咸、同年间制作的红茶，都是以菜茶为原料的。嗣后，到了1888年，中国茶的出口量，在国际市场的比重下降至64。03%。当茶叶贸易危机，影响到政和红茶的出口销量之后，于1889年，福建政和开始改制白毫银针，由红转白，另辟蹊径，显然是合乎情理和逻辑的。《政和县志》对此也有记载：“政和茶有种类，名称凡七：曰银针，即大白茶芽；曰红茶；曰绿茶；曰乌龙茶；曰白尾；曰小种；曰工夫。皆以制造后而得名，业此者，有厂、户、行、栈。”“皆以制造后而得名”，旨在强调了以政和大白茶作为原料，可能既做红茶，又做银针。此时的“银针”，才是真正的属于白茶类的白毫银针。当时生产的白茶，主要销往德国、越南、汕头、广州、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而非之前的红茶老客户英、美等国。

竹林里的野放政和大白茶

关于福鼎白茶的起源，尤其是福鼎银针的创制，个人以为，一定是在福鼎大白茶的品种选育完成之后，才会存在诞生的可能。如此可知，福鼎白毫银针的出现时间，至少应在光绪五年（1879），待茶树的压条繁殖技术成熟之后。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与福鼎银针在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出口外销的确切时间，是没有明显冲突的。张天福先生在《福建茶史考》中认为：绿雪芽约在1857年改用无性繁殖，于1865年，开始以福鼎大白茶芽制成银针。历史不容被商业戏说，这个说法，是明显缺少必要的历史佐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