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加良道：“有些犯罪，你根本想不到会发生，因为它没有发生的理由，原本就不该发生，结果它偏偏就发生了。”

侦破小组在现场采集到五个人的脚印，除了死者本人的，另外四个分别是村民老孟的、村支书老刘的、村民王浩的和村会计王运财的。脚印是在地头上采到的，里边全是水，脚印早被冲没了。杨新利死后一直到村支书报案，这期间谁都没想起关掉机井上的水泵，管子里的水就那么在田垄里不停地咕噜噜往外冒，无人看管，跑得到处都是。

村民老孟、村支书老刘和会计王运财三个人的嫌疑首先被排除。

老孟给杨新利打完电话就回去了，到家十点钟刚过，他老婆孩子都可以作证。两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没有矛盾冲突。特别是，老孟的脚印是在他自家地头找到的，杨新利家地头没有发现他的脚印，说明他一直没有走近过。老刘是接到王浩的电话才赶到现场的，后来又是第一个报了案。王运财是接到老刘的通知才开着电动三马来地里救人。王浩可以替二人作证。

目前嫌疑最大的是王浩。王浩的脚印瘦长，41码，与他脚上的那双黑色半旧皮凉鞋正好吻合。这种鞋子在城里很常见，在农村穿的并不多。农村人为了干活方便，大都穿帆布胶鞋，皮凉鞋在他们还是奢侈品。王浩穿这种皮凉鞋显得很特别。跟周围的人比起来，此人穿衣打扮也明显不同。一件干净的黑色名牌体恤衫，下部塞在裤腰里，脚上还穿着尼龙丝袜子。农村人夏天是不穿袜子的。王浩的打扮接近于机关单位的公职人员，而他的身份的确是农民。

据村支书老刘和村会计王运财反应，王浩与杨新利是前后邻居，两家人素来因为房子的事闹不和。这条巷子的房屋地基本来都是持平的，后来随着不断翻新垫高，前边的房子都高出去几尺。前年杨新利家翻盖新房，参照前边的邻居，也把地基垫高了。此举遭到王浩一家人的强烈反对。王浩家排在最后，前边垫高了，王浩家就成了洼地，遇到雨天就变成水坑，雨水大一点便会灌进院子里。如果想摆脱这种窘境，只能自已也翻新垫高。可是王浩家的房子盖得最晚，还不到翻盖的时候。

杨新利在众人眼里并不是个小气人，不爱斤斤计较，平时乡亲们之间有点啥事一说就成，可这次她不肯让步。翻盖房子不是小事，一住就是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两三代人，必须统筹考虑，不留缺憾。

王浩一家人来阻止杨新利垫高时，杨新利对王浩他爹王新刚说，我又不是故意使坏，把你家往水坑里挤，我是参照前边的邻居。人家都垫高了，凭什么我不能垫高。王新刚说你为什么非要参照前边，为什么不能参照我家，咱们两家一般高就不行吗。杨新利说那等于是咱两家一块进水坑，我才不陪着你。再者说了，万一过几年你家要翻新垫高，让我咋办，难不成让我再翻盖一次？我没那么多闲钱。

两家的矛盾无法调和，话不投机便动了手。杨新利虽是女流之辈，可她五大三粗，下手又狠，慌乱中摸到一把羊角锤将王新刚头上打了个血窟窿。案子经了镇派出所。杨新利家上边有人，派出所判了王浩家没理，医疗费赔偿金一分钱没给。

杨新利家翻新后的房子比王浩家高出好几尺。王浩为避免雨水进家，不得不把门道垫高，好像修了个拦水坝。就为此事两家结下仇冤，没有特殊情况见面连招呼也不打。

王浩既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时间。目击过程只是他个人的讲述，没有人可以给他作证。

梅雨菲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案情分析会议上大胆地说，我们不妨这样设想，王浩案发当晚等候杨新利的电话准备浇地，时间到了却等不到。联想到杨新利和自已家有矛盾，王浩怀疑杨新利故意给自已使坏，越想越气，便拿上羊角锤来地里找杨新利理论。到了现场发现杨新利竟然砍倒自已一片玉米，一怒之下抡起羊角锤砸死了杨新利。王浩很快冷静下来，心里非常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长时间，才想起一条计策，对村支书老刘谎称自已刚发现杨新利被杀，这才有了后来的情节。

严加良笑一笑说道：“小梅这个推理太过牵强了。别的不说，有拿羊角锤去浇地的吗？正常情况下，去浇地首先应该扛上铁锹。就算双方发生争执闹出人命，作案工具也应该是随身携带的铁锹，断无使用羊角锤之理。”

梅雨菲不服气地说：“难道你们忘了杨新利曾用羊角锤打破王浩爸爸的脑袋么，也许羊角锤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严加良摇摇头：“我敢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决不是什么临时起意。”

梅雨菲抱怨道：“八里庄如果装有摄像头就好了，调出监控录像一目了然，还用这样大费周章。”

路青长扫一眼梅雨菲，批评道：“同志们不可有懒惰心理呀，过去没有摄像头就不破案了？包拯、宋慈那时代连照相机都没有，不也一样破获许多奇案疑案吗。我们的办案原则还是那句老话，走近群众，依靠群众。每一位群众都是一个监控摄像头，不管犯罪分子隐藏的多深，最终一定会落入法网。”